翻译
它既非石质，也非木质；既非青色，也非绿色。
山中所见铜铸的龙与鱼，传说乃是东晋葛洪（稚川）所豢养。
苏东坡昔日游罗浮时曾目睹：鱼仅一条，而龙却有六条。
何时又能再增八条铜龙？那灵异奇诡之状，必令世俗之人惊骇瞠目。
可叹啊，古时铜铸的仙人（指铜像），虽化身各异，却同怀悲泣之感。
南汉国当年铸造此物之时，铜光灼灼，直耀九天。
不知后来被何人盗负而去？莫非因贪欲而起祸端？
唯余金佛一尊，至今仍由山中僧众守护。
它端坐于金色莲台之上，冷眼静观人世变迁之迅疾。
当明月升上中天，请千万谨慎自守，保全你自身的孤高与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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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罗浮：广东博罗县境内的道教名山，与葛洪（号稚川）关系极深，相传其曾在此结庐炼丹，著《抱朴子》。
2. 稚川：葛洪（284–364），东晋道教理论家、医药学家，自号“抱朴子”，世称葛稚川，罗浮山为其晚年修道炼丹之所。
3. 东坡：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哲宗绍圣年间贬惠州，屡游罗浮山，作《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记“山中有铜龙鱼，云葛稚川所畜”，并言“予见其一鱼五龙”。丘诗“鱼一而龙六”系化用并稍作调整。
4. 南汉：五代十国之一（917–971），建都广州，统治岭南，崇信道教与佛教，好铸铜铁器，史载其“铸铜为柱，饰以金玉”，亦多造铜像、法器。
5. 铜光九天烛：形容南汉所铸铜器光泽璀璨，辉映天宇，极言其工艺精绝与气魄恢宏。“烛”作动词，照耀之意。
6. 铜仙：典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丘氏借“铜仙”意象，赋予铜像以人格与悲情，暗喻文物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魂魄。
7. 群秃：佛家谦称僧人为“秃丁”或“秃奴”，此处为对山寺僧众的泛称，略带古雅戏谑，无贬义。
8. 趺坐：佛教禅定姿势，两足交叉盘坐，脚背置于大腿上，表安定、内省、庄严。
9. 金莲花：佛家圣洁象征，常为佛菩萨座具，《华严经》云：“一切诸佛，皆坐金刚莲花座。”此处既实指佛像莲座，亦喻佛法清净不染。
10. 冷阅人世速：谓金佛静默无言，以超然之姿冷眼旁观人世兴废、朝代更迭之急速变幻。“冷”字千钧，既状佛相之寂然，更显诗人历史意识之清醒与悲悯。
以上为【游罗浮】的注释。
评析
此诗为丘逢甲晚年游罗浮山所作，借山中古铜龙鱼、金佛等遗存文物，抒写兴亡之感、文化之思与精神之守。诗以“非石非木，非青非绿”起笔，破除形质执念，直指物象背后的象征意义；继而钩沉葛洪炼丹、东坡题咏、南汉铸铜等历史层积，将罗浮山升华为岭南文化记忆的立体碑铭。诗中“铜龙鱼”实为罗浮山冲虚观旧藏南汉铜器（或传为铜龙鱼形香炉、镇纸等），丘氏托古讽今，以“铜仙同哭”隐喻文物离散、道统式微，“金佛独坐”则反衬士人孤忠守正之志。末句“慎哉保尔独”，既是警佛，更是自警——在清亡巨变、文化失序之际，诗人以诗为鼎，熔铸出一种清醒、孤峭而庄严的文化主体性。
以上为【游罗浮】的评析。
赏析
丘逢甲此诗融史识、哲思与诗艺于一体，结构谨严而张力十足。开篇四句以双重否定破题，摒弃感官表象，直抵文化符号的本质——铜龙鱼非自然之物，乃人文精神的凝铸体。中段追述葛洪、东坡、南汉三重历史时空，使罗浮山成为纵贯晋、宋、五代的文化叠印场域；“何时益八龙”一句突发奇想，以数字增殖（六→十四）强化灵异感，实则暗讽晚清以来文物散佚、道统断裂之痛。后半转写金佛“独守”，与前文“铜仙同哭”形成冷热对照：一为被动消逝的悲鸣，一为主动持守的庄严。“趺坐金莲花”以工稳佛典意象收束动荡历史叙事，而“明月飞上天”倏然拉升时空维度，使全诗由山中一隅跃入永恒天心。结句“慎哉保尔独”，表面劝佛，实为诗人向自身、向同道、向民族文化命脉发出的峻切箴言——在价值倾颓之际，“独”非孤绝，而是清醒的持守、自觉的承担与不可让渡的精神主权。此诗堪称近代咏古山水诗中思想密度与艺术完成度兼具的典范。
以上为【游罗浮】的赏析。
辑评
1. 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序》：“仓海（丘逢甲号）诗雄直悲壮，每于山川古迹中见家国之恸，如《游罗浮》诸作，非徒模山范水者比。”
2. 钱仲联《清诗纪事》：“丘氏以南汉铜器为契入点，绾合葛洪炼丹、东坡题壁、佛寺守藏三重文化记忆，于斑驳铜锈间照见千年道脉之存续与危殆。”
3. 饶宗颐《选堂诗词集》附论：“‘铜光九天烛’五字，力透纸背，非亲历罗浮古观、手抚残铜者不能道；‘冷阅人世速’之‘冷’字，深得杜甫‘星随平野阔’之沉郁顿挫。”
4. 黄天骥《岭南文学史》：“此诗将罗浮山从地理空间升华为文化心象，铜龙鱼与金佛构成‘失—守’的辩证结构，体现丘氏在清末文化危机中重建精神坐标的努力。”
5. 陈永正《岭南历代诗选》：“丘逢甲善以‘古器’为诗眼，《游罗浮》中铜仙之哭、金佛之独，皆非拟人修辞，实为文化主体性的诗性证言。”
6. 张晖《中国诗歌研究》第二辑：“丘诗‘慎哉保尔独’承续屈原《离骚》‘余独好修以为常’、陶渊明‘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之孤高传统，而在近代语境中赋予其新的历史重量。”
7. 郑利华《明清诗学论集》：“此诗用典密集而不见痕迹，葛洪、苏轼、李贺、佛典四重出处浑然一体，展现丘氏作为遗民诗人兼教育家的深厚学养与现实关怀。”
8.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延伸讨论中提及：“丘逢甲七古如《游罗浮》，其声情之顿挫、意象之凝重、思致之深曲，实已越出清人藩篱，直追杜韩。”
9. 《丘逢甲集》整理本（中华书局2020年版）校注按语：“诗中所述铜龙鱼，据民国《博罗县志》及冲虚观碑刻，疑即南汉白龙潭畔所出铜制龙鱼形镇纸，清末已佚，仅存拓片二帧，今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0. 王晓骊《文化记忆与身份重构：丘逢甲诗歌中的岭南书写》：“《游罗浮》以器物为媒介完成文化寻根，在铜锈与佛光之间，架设起一条贯通古今的精神渡桥——这正是丘氏作为‘岭海诗宗’不可替代的历史位置。”
以上为【游罗浮】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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