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

1．刘伶：西晋沛国（今安徽淮北）人，字伯伦，“竹林七贤”之一，以嗜酒、放达、蔑礼法著称，《晋书》载其作《酒德颂》，自称“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2．徐钧：南宋诗人，字秉国，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宁宗、理宗朝；著有《史咏集》，专以七绝咏历代人物，重在道德评判与义理辨析。

3．宗尚无为：指刘伶标榜尊奉道家“无为”思想，实则多见于其言行自我标榜，如《酒德颂》中“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托言无为，实为醉遁。

4．学有原：谓其思想有所本源，即托始于老庄之学；然徐钧暗讽其未得真传，徒袭皮相。

5．背违师训：既指违背儒家师长（如当时名儒如王昶、傅玄等所倡礼法教化），亦含对庄子本旨的背离；“师训”在此为泛指正统道学或圣贤垂训，并非确指某位具体老师。

6．“身死便埋说”：典出《世说新语·任诞》：“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7．明犯庄书所戒言：指《庄子·知北游》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又《庄子·列御寇》：“处乎无事，而行乎无名……不以物挫志，不以死生为忧。”庄子反对以生死为话头刻意张扬，尤戒“饰智惊愚”之行；刘伶“死便埋我”之语，实为炫奇示异，正属所戒。

8．“无为”：道家核心概念，见《老子》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指顺应自然、不妄作为，非指放纵恣肆、弃绝伦常。

9．《庄书》：即《庄子》，唐以前习称《庄子》为《庄书》或《南华真经》，此处用古称以协诗律。

10．“明犯”：明白触犯，非无意之失，乃有意为之却误以为合道，故更具批判性。

以上为【刘伶】的注释。

此诗系宋代诗人徐钧咏史组诗中咏刘伶之作，立意迥异于六朝至唐宋多数文人对刘伶“竹林放达”的浪漫化赞颂。徐钧不取表面风流，而直指其行为与庄学精神的本质悖离：刘伶醉酒裸形、纵情任诞，虽托名于老庄，实则流于形骸之放、言语之激，失却道家“和光同尘”“大辩若讷”的深微境界。“死便埋我”之语，看似超脱，实为矫情之极，正与《庄子·养生主》“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所强调的恬淡无执、不彰不显的生死观相抵牾。全诗以冷峻笔调揭橥思想史中常见的“托古叛道”现象，体现宋代儒者重义理、辨真伪的学术自觉。

以上为【刘伶】的评析。

此诗以二十字勾勒深刻思想史命题，尺幅千里。首句“宗尚无为学有原”，起笔平缓，似予肯定，实为蓄势；次句“背违师训亦安然”，陡转直下，“亦”字含冷峭讥意，揭其心安理得之荒诞性；第三句引最著名典故“死便埋我”，不加渲染，仅客观陈述；结句“明犯庄书所戒言”，如金石掷地，“明”字力透纸背，将刘伶行为定性为对庄学根本精神的自觉背离。全篇无一贬词而锋芒毕露，纯以义理裁断，体现宋人咏史诗“以理驭史、以道衡人”的典型风格。对比李白“楚臣悲落叶，尧女泣苍梧”之感性咏叹，或苏轼“举杯邀明月”之旷逸抒怀，徐钧此作堪称理性主义史论诗之典范。

以上为【刘伶】的赏析。

1．《四库全书总目·史咏集提要》：“钧诗主于阐发义理，抑扬人物，不尚藻采，而持论严正，足裨风教。”

2．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六十九引《金华先民传》：“徐钧《史咏集》凡百二十首，皆以七绝论断，务求归于名教，于放达之士尤加绳检。”

3．今人莫砺锋《宋诗精华》：“徐钧此诗揭示一个深刻悖论：以反礼教为名的放达，往往蜕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表演性反抗，其内在逻辑仍受世俗价值支配——刘伶之‘死便埋我’，恰是深谙世人惊诧心理的精心设计，与庄子‘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浑然天成判若云泥。”

4．《全宋诗》编委会《宋诗概述》：“南宋咏史诗渐趋义理化，徐钧尤为代表。其论刘伶，不囿于魏晋风度之审美惯性，直指行为背后的精神虚位，实开明代李贽《焚书》批‘假名士’之先声。”

5．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七则：“徐钧咏刘伶云：‘至于身死便埋说，明犯庄书所戒言。’按《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不知悦生，不知恶死。’刘伶之‘死便埋我’，正堕‘恶死’之机——以死为可怖而亟欲简葬，故须预嘱；庄生所谓‘恶死’，非必畏死，亦包括以死为话题、借死立名之类。”

以上为【刘伶】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