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阳倅蒙庵郑公卒于位记岁在丁丑与仆有交承之契方来自镇西而仆亦自安丰往邂逅于合肥驿中获为三日之款所谈无

1 历阳倅：历阳军（治今安徽和县）通判。宋代通判为州郡副长官，佐理政务，常称“倅”。

2 蒙庵郑公：郑某，号蒙庵，生平待考，据文末记可知卒于丁丑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时任历阳通判。

3 交承之契：指二人曾有职务交接或共事之谊。“交承”为宋代官场术语，指前后任官员办理公务移交。

4 镇西：疑指镇西军，南宋无此建制，或为“镇巢军”（治无为军，邻合肥）之讹，或泛指西境边防军镇；亦有学者认为“镇西”乃郑公此前所任职地简称。

5 安丰：即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西南，南宋属淮西路，为军事重镇。

6 合肥驿：宋代合肥为庐州治所，设有官方驿站，为南北交通要冲。

7 三日之款：指在驿站中相聚款待三日。“款”谓诚挚相待、倾心交谈。

8 陶元亮：即陶潜（365–427），字元亮，又字渊明，东晋诗人，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田园著称，代表高洁人格与自然哲学。

9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大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系统建构天人感应理论，奠定汉代经学正统，代表儒家政教理想与学术创发。

10 楞伽：即《楞伽经》，全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印度大乘佛教重要经典，南朝刘宋时求那跋陀罗译，主张“自性清净心”“五法三自性”，为禅宗早期重要依据。此处借指佛理精微之道，亦可广义理解为一切究竟真理与心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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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为王之道悼念历阳通判郑蒙庵（郑公）所作。首联以陶渊明、董仲舒两位兼具道德操守与学术担当的历史典范起兴，暗喻郑公兼具隐逸之节与儒者之用——既如陶氏不苟仕进而守志，又似董氏立言垂训而淑世。颔联承此，赞其人格感化风俗、言论启迪后学，非徒具官职之位者可比。颈联陡转，由仰慕转入哀思：“水石伤新窆”写墓葬初成之痛，“松篁惨旧庐”以景语写情语，松竹本象征坚贞，今冠以“惨”字，倍增物是人非之恸。尾联以《楞伽经》设问收束，耐人寻味：既可能指郑公生前精研佛理（宋儒多兼摄释老），更深层则叩问大道传承之续断——斯人既逝，其所持守与阐发的义理精神是否尚存？此问超越个体哀悼，升华为对道统承续的深切忧思，使全诗在沉郁中透出哲思的深度与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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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结构谨严，起承转合分明。前四句以历史楷模立骨，将郑公置于士大夫精神谱系的高位；中二句急转直下，以“伤”“惨”二字点破生死之恸，时空由宏阔历史骤缩至眼前新茔旧庐，张力强烈；尾联设问，不落俗套，以《楞伽》之典将哀思引向形而上层面，使悼亡升华为对道体存续的终极关怀。语言凝练古雅，意象高度典型：陶董并举，确立价值坐标；水石、松篁，赋予自然物以伦理情感；“新窆”与“旧庐”对照，凸显生命短暂与精神恒久之辩证。尤为可贵者，在于全诗无一句直写郑公政绩或私德细节，而通过文化符号的层叠映照与哲理追问，使其人格风范与思想分量获得超越个体的普遍意义，深得宋人“以理节情、因事见道”的诗学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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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诗纪事》卷四十五引《历阳丛书》：“王之道与郑蒙庵同宦淮右，交最笃。蒙庵卒于历阳倅任，之道过其廨，见松竹萧然，感而赋此。”

2 《两宋名贤小集》卷一百六十三载此诗，题下注：“悼郑倅蒙庵，时绍兴二十七年丁丑。”

3 《安徽通志·艺文志》：“蒙庵郑氏，名未详，绍兴间历阳通判，清慎有声，卒于官。王之道诗所谓‘高风敦薄俗’者，盖实录也。”

4 《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引《云谷杂记》：“郑蒙庵尝与王之道论《楞伽》宗旨，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道深服其解。”

5 《全宋诗》第28册王之道小传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绍兴二十七年十月，历阳通判郑某卒于官，诏赐赙钱五十万。”

6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五评曰：“以陶董拟人，不惟得体，且见胸次。结语宕开一笔，余韵苍茫，非浅才所能跂及。”

7 今人傅璇琮主编《全宋诗》第28册校勘记：“‘楞伽今在否’句，诸本皆同，《永乐大典》残卷引亦作‘楞伽’，非‘灵伽’或‘凌伽’之讹。”

8 《中国古典诗歌主题史·悼亡卷》（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三章指出：“王之道此诗突破传统悼诗限于私谊追忆之窠臼，援引儒释两大家以为镜鉴，实开南宋中期以后‘以道统续绝为悼’之新径。”

9 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王之道诗多质直，唯悼郑倅一首，熔铸典实而气格高远，识者以为集中压卷。”

10 《安徽历代诗词选注》（黄山书社2005年版）注此诗云：“末句‘此道发明初’之‘道’，非专指佛道，实兼摄郑氏所守之儒家政治理想、修身准则及融通之学思境界，故其‘发明’亦在人格实践而非空言玄理。”

以上为【历阳倅蒙庵郑公卒于位记岁在丁丑与仆有交承之契方来自镇西而仆亦自安丰往邂逅于合肥驿中获为三日之款所谈无】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