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乐府十篇帝宓犠氏之乐歌

1．帝宓犠氏：即伏羲氏。“宓”为“伏”的通假字，《说文解字》：“伏，司也。从人，犬声。”段玉裁注：“伏羲，古或作宓羲。”“犠”为“羲”之异体或传写讹形，宋人多沿用此写法，如《通志·氏族略》载“宓氏，即伏羲之后”。

2．阴雨膏之：“膏”作动词，意为润泽、滋养。语本《诗经·小雅·甫田》：“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曾孙来止，以其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此处化用农事受天时涵育之意。

3．百谷丰衍：“衍”，繁盛、广布。《尔雅·释诂》：“衍，长也，广也。”指五谷丰登，生长茂盛。

4．元凯：上古贤臣八元八凯之合称。《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后世泛指贤良辅弼之臣。

5．否德之弗类：“否德”，谦辞，谓德行鄙陋；“弗类”，不善、不肖。语出《尚书·尧典》：“否德忝帝位。”《史记·五帝本纪》作：“余不敏，不能附帝。”体现君主自省之诚。

6．允躬：真诚亲身践行。《尚书·大禹谟》：“枚卜功臣，惟吉之从……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帝曰：‘毋！惟汝谐。’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允躬”即“允厥执”，强调以身作则。

7．敉宁：平定安宁。《尚书·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莅事惟烦。戒尔卿士，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惟克果断，乃罔后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居宠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王曰：‘呜呼！三事暨大夫，敬尔有官，乱尔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万邦惟无斁。’”“敉宁”即“抚宁”“敉平”，表天下大治。

8．罔极：无穷尽。《诗经·小雅·蓼莪》：“欲报之德，昊天罔极。”此处指治道传承久远、永续不绝。

9．皇与直：“皇”指上天、天帝；“直”谓正直之臣，亦含“正直之道”义。《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强调天命眷顾在于君臣同守正道。

10．维斗之不忒：“维斗”，北斗星，古人视其为天之枢纽、众星所拱、四时所准，象征永恒准则。《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忒”，差失、变更。《诗经·鄘风·柏舟》：“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不能奋飞。”郑玄笺：“忒，差也。”此处喻帝尧之公心如北斗，恒定不移，为万世法式。

以上为【补乐府十篇帝宓犠氏之乐歌】的注释。

此诗为曹勋拟作的《补乐府十篇》之一，托名上古伏羲氏（诗题中“帝宓犠氏”即伏羲氏，“宓”通“伏”，“犠”为“羲”之异写）之乐歌，实为宋代士人借古颂今、寓政于乐的典型雅颂体创作。全诗以典雅庄重的四言句式，融合《诗经》风雅传统与宋人理性思辨，既追摹上古淳朴政教理想，又暗寓对当世君主修德任贤、守中执正的政治期许。诗中“元凯”“揖让”“帝尧”“维斗”等意象，并非单纯怀古，而具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在南宋偏安、政局危殆的背景下，曹勋以乐府旧题重构圣王谱系，将伏羲开天、尧舜禅让、北斗守极等符号熔铸为一套道德—宇宙秩序模型，强调君主须以“允躬”自省、“至公”立身，方能致“敉宁”之治。其思想内核承续孟子“仁政”与《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训，而语言凝练含蓄，气格高古，迥异于流俗颂词，堪称南宋庙堂文学中兼具哲理深度与礼乐精神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补乐府十篇帝宓犠氏之乐歌】的评析。

此诗以四言为主，严守雅颂体格，音节铿锵，气象雍容。开篇“草木繁芜”“百谷丰衍”以自然丰穰起兴，暗喻政教所被、德泽所及，非人力强求，而系阴阳调和、天人相契之果；继以“元凯驯之”将贤臣归化归因于君主德化，凸显儒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的治理逻辑；“顾否德之弗类兮敢不允躬以承之”一句陡转，由外在功业折入内在自省，顿生庄严肃穆之感，使颂体不流于阿谀，而具士大夫的道德自觉。后四句层层递进：“庶揖让以敉宁”溯政治合法性之源（禅让），“传诸罔极”申其时间维度，“世不乏圣”拓其历史纵深，“俾帝尧之至公兮终维斗之不忒”则升华为宇宙伦理——将人间至公提升至天道恒常高度，完成从政术到天道的哲学跃升。全诗无一“伏羲”字样直述，却以“元凯”“揖让”“帝尧”等伏羲之后的圣王谱系为镜像，反衬伏羲肇基之功；亦无一字言宋，而“允躬”“敉宁”“皇与直”等语，实为对高宗朝君臣修德任贤、重建纲常的深切寄望。其艺术成就正在于：以最古典的形式，承载最现实的忧思；用最简净的语言，构建最宏阔的秩序图景。

以上为【补乐府十篇帝宓犠氏之乐歌】的赏析。

1．《宋史·艺文志》著录曹勋《松隐集》三十九卷，其中《补乐府十篇》为仿汉魏乐府而作，专拟上古帝王乐章，朱熹《楚辞后语》尝引其《补乐府·帝尧之乐歌》以证“宋人尚古乐之旨”，然未及此篇。

2．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十二评曹勋乐府：“勋以词臣侍高宗，每撰乐章，必本《六经》，参《尔雅》，虽托古为辞，而讽谏之义存焉。其《补乐府》诸篇，尤见忠爱悱恻，非徒文藻之工而已。”

3．清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松隐集提要》：“勋诗多应制颂圣之作，然如《补乐府》十篇，取法《诗》《书》，词旨醇正，犹有先秦遗意，非南宋颂体所能尽囿。”

4．近人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引此诗论宋代礼乐复兴：“南渡以后，朝廷亟复雅乐，勋所补乐府，实为绍兴中太常议乐之文献旁证，其以伏羲、尧、舜为序，明示道统所自，非苟作者。”

5．今人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指出：“曹勋《补乐府》系列是南宋初期‘以诗存史’‘以乐载道’的重要实践，其将乐府文体提升为承载道统意识的仪式性文本，对此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的乐教思想具有先导意义。”

以上为【补乐府十篇帝宓犠氏之乐歌】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