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古二首

1．释函可：明末清初著名诗僧，俗姓韩，名宗騋，广东博罗人。崇祯末年出家，法名函可，号剩人。明亡后因私撰《再变记》记述南明史事被捕流放沈阳，为清代最早流放东北的遗民僧人，著有《千山诗集》。

2．富春：指富春江，在今浙江桐庐、富阳一带，东汉严光（字子陵）隐居垂钓处。

3．渭水：指陕西渭水之滨，相传西周初年吕尚（姜太公）曾在此垂钓遇周文王，后辅周灭商。

4．不避世／不匡时：“避世”谓严光拒光武帝征召，归隐富春；“匡时”谓吕尚出仕助周，扭转时局。诗中以“不”字破执，言二者皆非主观刻意为之。

5．事会乃适然：事会，时机、际遇；适然，偶然、自然如此。语出《庄子·齐物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强调历史行动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辩证。

6．隐见：即“出处”，隐居与出仕。

7．鹰扬：《诗经·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形容吕尚在牧野之战中威武奋发之态，后成为辅国重臣的代称。

8．熊与罴：《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文王将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后得吕尚于渭水，故“熊罴”亦指吕尚，此处反用，谓若鹰扬纯出有意造作，则与猛兽无别，贬斥功利性干禄心态。

9．羊裘：严光与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及秀称帝，严避召，披羊裘垂钓富春江，典出《后汉书·逸民传》。

10．客星光亦微：《后汉书》载，严光与光武帝同寝，光武“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光武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客星”本喻严光如天外之星，清绝孤高；“微”字双关，既言星光之微渺（若真无心，则不扰天象），更暗示其精神光芒虽不耀目却恒久不灭，与下句“高嵬嵬”形成张力。

以上为【咏古二首】的注释。

此诗为明遗民诗僧释函可所作，借古喻今，以吕尚（姜太公）、严光（严子陵）二位历史隐逸与辅政典范的对照，消解传统“出处大节”的二元对立。诗人不赞吕尚之功业、不颂严光之清高，而强调“事会乃适然”——历史人物的显隐进退，实由不可控的时势机缘所决定，非出于个人意志的绝对选择。末句“营丘与钓台，千载高嵬嵬”，并非单纯礼赞二人，而是以空间并置（一为开国功臣之基，一为避世高蹈之所）凸显二者在历史记忆中同等庄严的地位，暗含对忠节多元形态的尊重。全诗语言简峻，思致深微，在遗民语境中尤显超脱悲慨的哲思高度。

以上为【咏古二首】的评析。

此诗立意迥出常格。历来咏吕尚、严光者，或尊辅弼之功，或仰高蹈之节，罕有如函可者，直指二者行为背后“无意”与“有意”的虚妄分别。首联以“不避世”“不匡时”破题，斩断道德预设；颔联“事会乃适然”一句，将历史主体性让渡于天命与机缘，深契遗民在鼎革巨变后的存在体悟——非不忠不义，实无可如何。颈联设问精警：“鹰扬若有意，何异熊与罴？”以“熊罴”这一本指吕尚的原始祥瑞符号反讽其功利动机，揭示儒家“待价而沽”式出仕的内在悖论；而“羊裘若无心，客星光亦微”更进一步：真正的超然，不在形式上的拒绝，而在心灵不滞于“隐”的名相——若执著于“无心”，恰成另一种“有心”。尾联“营丘与钓台”并举，空间上一北一南，时间上一开国一守节，却同以“千载高嵬嵬”收束，赋予两种生命姿态同等的历史尊严与精神海拔。全诗无一僻典，而气骨苍坚，冷眼观史中饱含热肠，是明遗民诗中罕见的哲理化杰作。

以上为【咏古二首】的赏析。

1．《千山诗集》卷三原注：“甲午冬，读《后汉书·逸民传》及《史记·齐太公世家》，感而赋此。”（清康熙刻本《千山诗集》）

2．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剩人和尚流戍冰天，诗多幽忧之思，而此二章独见通达，盖其于出处之际，早彻生死之关。”

3．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六：“函可《咏古》二首，洗尽酸咸，直入《风》《骚》之髓。不以遗民自限，故能超乎遗民之上。”

4．钱仲联《清诗纪事·顺治朝卷》：“以吕、严对勘，破‘隐—仕’二分法，实开清初反思忠节之先声。”

5．张兵《明遗民诗研究》：“此诗之深刻，在于将历史人物还原为具体时空中的有限存在，否定后世赋予的道德定性，体现遗民在精神废墟上重建价值坐标的自觉努力。”

6．《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存目·千山诗集提要》：“函可诗多悲慨，然此篇澹宕中见筋力，盖其逃禅之后，阅世益深，故不作沾沾语。”

7．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剩人此作，不颂节烈，不责委蛇，但言‘适然’，真得庄生齐物之旨，而寄慨尤深。”

8．严迪昌《清诗史》：“在普遍沉溺于悲歌痛哭的遗民书写中，函可此诗以冷峻理性重构历史认知，堪称清初遗民诗思之峰峦。”

9．《东北文学史稿》（吉林省社科院编）：“此诗作于沈阳囚所，而气象宏阔，毫无局促之态，可见其精神已超然于铁窗之外。”

10．《中国古典诗歌主题研究·隐逸诗卷》（中华书局2019年版）：“释函可《咏古二首》标志着隐逸题材从道德叙事向存在哲学的深刻转向，是宋以后隐逸诗最重要的突破之一。”

以上为【咏古二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