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刘知远决策以劝石敬瑭之反，倚河山之险，恃士马之强，而知李从珂之浅软，无难摧砬，其计定矣。而维翰急请屈节以事契丹。敬瑭智劣胆虚，遽以其策，称臣割地，授予夺之权于夷狄，知远争之而不胜。于是而生民之肝脑，五曾三王之衣冠礼乐，驱以入于狂流。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
夫维翰起家文墨，为敬瑭书记，固唐教养之士人也，何仇于李氏，而必欲灭之？何德于敬瑭，而必欲戴之为天子？敬瑭而死于从珂之手。维翰自有馀地以居。敬瑭之篡已成，己抑不能为知远而相因而起。其为喜祸之奸人，姑不足责；即使必欲石氏之成乎，抑可委之刘知远辈，而徐收必得之功。乃力拒群言，决意以戴犬羊为君父也，吾不知其何心！终始重贵之廷，唯以曲媚契丹为一定不迁之策，使重贵糜天下以奉契丹。民财竭，民心解，帝昺厓山之祸，势所固然。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不仅重贵缧系，客死穹庐而已也。论者乃以亡国之罪归景延广，不亦诬乎？延广之不胜，特不幸耳；即其智小谋强，可用为咎，亦仅倾臬捩鸡徼幸之宗社，非有损于尧封禹甸之中原也。义问已昭，虽败犹荣。石氏之存亡，恶足论哉！
正名义于中夏者，延广也；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存中国以授于宋者，刘知远也；于当日之俦辈而有取焉，则此三人可录也。自有生民以来，覆载不容之罪，维翰当之。胡文定传《春秋》而亟称其功，殆为秦桧之嚆矢与？
翻译
为国家出谋划策但给天下遗留下大祸患，这样的人是天下的罪人，但这样的人是有等级的。祸患天下比较短的时间，就是短时间的罪人，卢杞就是这样的人；祸患殃及一代人的，就是一代人的罪人，李林甫就是；祸患殃及万代的，就是万代罪人，自有人以来，只有桑维翰称得上是这样的人了。
刘知远出谋划策来鼓励石敬瑭谋反，倚仗山河险要，依靠兵马强壮，并且知道李从珂的浅薄、懦弱，势力不难推倒，这样的计谋就确定了。但桑维翰急切地请求折节来侍奉契丹。石敬瑭智力低微、胆子很小，就急忙听从桑维翰的计策，割地称臣，给了契丹生杀予夺的权利，刘知远据理力争但没有胜利。于是把百姓的生命、五帝三王的规矩都付之东流。契丹变弱小，女真乘机壮大；女真变弱小，蒙古乘机壮大；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祸患，百姓都沦落为夷狄的奴隶。这不是石敬瑭当初的想法，恰恰是桑维翰主使他这样。
桑维翰起家于刀笔文墨，是石敬瑭的书记官，本来是后唐教育培养的士子，对李氏有何仇恨，却一定要消灭他？对石敬瑭有何感恩戴德，却一定要拥戴他为天子？石敬瑭如果死于李从珂德之手，桑维翰自有居住、生活的地方。石敬瑭篡位的图谋已经实现，却不能说因为刘知远的计谋而起的。他是一个喜欢祸乱的奸人，暂且不足以责备；假使一定想让石敬瑭成功，也可以交给给刘知远这类人，慢慢地收获必定得到的成功。（桑维翰）却力排众议，一心以异族为君父，我不知道是何用心！石重贵在位期间，（桑维翰）只知道把曲意逢迎契丹作为确定不移的策略，使重贵耗费天下财富来侍奉契丹。百姓财产耗尽，民心涣散，后来南宋皇帝赵昺在崖山的灾祸，就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毁坏野蛮民族与华夏民族最大的防线，给世世代代带来祸患；就不仅是重贵被俘虏、客死他乡而已了。议论的人把亡国的罪过归于景延广，（这）难道不是诬陷吗？景延广的失败，只是不幸运罢了！他智慧太小而图谋过大，可以把这个看作他的过错，可也仅仅是倾亡了臬捩鸡侥幸得来的国家，并不是对传统的中华造成了损害。正义的名声已经昭显，即使败了也是光荣的。至于石敬瑭的生死存亡，还哪里值得讨论呢。
（在危难之中）维护华夏名义的，是景延广；做事虽然大逆不道，但有正直名声的，是安重荣；保存华夏把它交给宋的，是刘知远。如果在当时的那些人中选择的话，只有这三个人可以记录。自有人类以来，犯下天地不容之罪过的，只有桑维翰称得上。胡文定写《春秋传》极力称赞他的功劳，这恐怕是秦桧之流的始作俑者吧？
版本二：
谋划国政却给天下遗下巨大祸患者，便是天下的罪人；而罪行又有轻重等差：祸害仅及于一时之天下者，是一时的罪人，卢杞即属此类；祸害延及一代者，是一代的罪人，李林甫即属此类；祸害波及万世者，则是万世的罪人——自有人类以来，唯桑维翰足以当之。
刘知远早已定策，劝石敬瑭起兵反叛后唐，凭借河山之险固、士卒战马之强盛，并深知李从珂才识浅薄、性情软弱，不难一举摧垮。此计已稳操胜券。然而桑维翰却急迫请求石敬瑭屈膝事奉契丹，卑躬称臣。石敬瑭本就智识短浅、胆气怯懦，立即采纳其策，向契丹称臣，割让燕云十六州，将生杀予夺之权拱手授予夷狄。刘知远竭力谏阻，终不能胜。于是，中华百姓之肝脑涂地，五帝三王所传之衣冠礼乐文明，尽被驱入狂澜浊流之中。契丹势衰之后，女真乘势而起；女真势衰之后，蒙古继而席卷；祸患绵延无穷，华夏之人尽沦为夷狄之属。这并非石敬瑭初起反心时所图谋，实乃桑维翰一手造成。
桑维翰出身文墨，本为石敬瑭之书记，原是唐朝教养出来的士人，他对李氏王朝有何深仇，必欲灭之？对石敬瑭又有何恩德，必欲拥立其为天子？倘若石敬瑭死于李从珂之手，桑维翰仍可从容退处，保全自身；待石敬瑭篡位已成，他亦无法再借刘知远之势顺势而起。若仅视其为喜祸之奸佞，尚不足深责；即便确信非石氏不可，则亦可委任刘知远等人相机而动，徐图必成之功。他却力排众议，决意以犬羊异族为君父，我实在不知其怀的是何种心肠！自始至终，在石重贵（后晋出帝）朝中，他唯一不变之策，便是曲意谄媚契丹，致使重贵耗竭天下民力以供奉契丹：民财枯竭，民心涣散，后来南宋末帝赵昺崖山覆亡之祸，其势早已在此种局面中注定。他毁坏华夏与夷狄之间根本大防，为万世留下深重隐患；其祸岂止于石重贵被俘囚系、客死于契丹穹庐而已！今论者竟将亡国之罪尽数归于景延广，岂不冤枉？景延广之失败，不过不幸耳；纵使其才智有限而谋事过强，以此为过，也只导致石敬瑭侥幸建立之短命宗社倾覆，于尧所封、禹所甸之中原正统疆域，并无实质损害。其忠义之名已然昭彰于世，虽败犹荣。石氏政权之存亡，又何足挂齿！
真正于中夏正名义者，是景延广；行事虽违逆时势而名节端正者，是安重荣；保存中国法统并最终交付于宋朝者，是刘知远。在当日诸人之中，值得称述者，唯此三人而已。自有人类以来，天地所不容、覆载所难赦之罪，唯桑维翰当之。胡安国（文定）撰《春秋传》而屡屡称颂桑维翰之功，难道竟是秦桧之先声与嚆矢吗？
以上为【桑维翰论】的翻译。
注释
卢杞：字子良，唐滑州录昌（今河南滑县）人。以门荫入仕。德宗时，累官至门下侍郎、同门中书下平章事。他忌能妒贤，陷害大臣，搜括财货，任意榜棰，怨声载道。后贬死澧州。
李林甫：唐宗室，权臣。开元中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人阴柔狡猾，为相十九年，厚结宦官、嫔妃，迎合玄宗意图，又排斥异己，使唐政日益败坏，酿成“安史之乱”。
刘知远：五代时沙陀人，世居太原，初从石敬瑭起兵。石敬瑭称帝，以功拜中书令，封太原王。后契丹灭晋，乃即帝位，国号汉，为后汉高祖。
石敬瑭：即后晋高祖。后唐末，以军功封河东节度使。契丹南侵，石敬瑭为后唐末帝李从珂所疑，惧诛，乃用桑维翰谋，引契丹兵灭后唐，称臣于契丹，并割燕云十六州之地。
李从珂：后唐末帝，为明宗养子。初以功封潞王，后自立。为石敬瑭借契丹兵灭之。
浅软：浅薄软弱，软，同“软”。
契丹：源于东胡，北魏时建国，五代初始强，改国号为辽。后被金所灭。
知远争之而不胜：以上史实见《资治通鉴·后晋纪一》。王夫之《桑维翰论》即据之而发。
女直：即“女真”，古代少数民族名，五代时称女真，后属于辽，因避辽主耶律宗真讳，改称女直。后建立金朝，亡于蒙古。
胥：相与，皆。
尸：主其事。
重贵：石重贵，石敬瑭之侄。石敬瑭死，嗣位为出帝，始终媚事契丹。后为契丹所俘。
帝昺：指南宋最末一个皇帝赵昺，迁厓山（今广东新会县南，也作崖山），元兵攻陷厓山，陆秀夫负帝昺投海死。
缧系：囚系。
穹庐：毡帐。
景延广：字航川。石敬瑭时官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石重贵时，加同平章事，兼侍卫马步都指挥使。
臬捩鸡：石敬瑭之父。
尧封禹甸：意指中华。尧之封域，禹之治地。甸，治。
义问：或作“义闻”。
“事虽逆而名正者，安重荣也”句：安重荣，后晋大将。石敬瑭称帝，拜成德军节度使。颇觎皇位。又不满后晋屈膝于契丹，以为万世之耻。后起兵反晋，兵败而死。因其反晋，故说“事虽逆”。
覆载：指天地，天覆地载。
胡文定：名安国，字康侯，宋绍圣进士，南宋高宗时，官至给事中，谥文定。其所著《春秋传》中，屡称桑维翰功。
嚆（hāo）矢：响箭。箭未至而声先至，因喻事物的发端。
1 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后晋开国功臣，官至中书令、枢密使。力主石敬瑭依附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受封赵国公。
2 刘知远：沙陀人，后晋时为河东节度使，后建立后汉，为后汉高祖。文中强调其初有拒契丹、据险自固之策。
3 石敬瑭：后晋高祖，沙陀人，原为后唐河东节度使，因与末帝李从珂交恶，遂引契丹兵灭唐，受契丹册封为帝，割幽云十六州，称“儿皇帝”。
4 李从珂：后唐末帝，明宗养子，以兵变即位，与石敬瑭不睦，迫其反叛。
5 卢杞：唐德宗时宰相，专权忌刻，陷害颜真卿等忠良，致泾原兵变，德宗奔奉天，祸止于贞元一朝。
6 李林甫：唐玄宗时宰相，口蜜腹剑，蔽塞言路，排斥贤才，酿成安史之乱，祸延盛唐至中唐一代。
7 五帝三王：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及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三代圣王，象征中华上古政教文明正统。
8 景延广：后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力主抗契丹，反对屈事，后与契丹交战失利，被俘自杀。王夫之誉其“正名义于中夏”。
9 安重荣：后晋成德军节度使，曾斩契丹使者，宣言“诎中国以尊夷狄，困吾民以厚戎”，起兵反晋抗契，兵败被杀。王夫之谓其“事虽逆而名正”。
10 胡文定：胡安国（1074–1138），南宋经学家，《春秋传》为其代表作，主张“尊王攘夷”，然书中确有称许桑维翰“能忍辱以成大事”之语，王夫之据此质疑其立场暧昧，暗伏秦桧式妥协逻辑。
以上为【桑维翰论】的注释。
评析
《桑维翰论》选自《读通鉴论·卷二十九》。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唐庄宗时进士，石敬瑭引为掌书记。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叛唐，他主谋引契丹兵为助。石敬瑭即位，累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等。执政期间，又力主臣服契丹。本文极力鞭挞桑维翰，称他“祸及万世”，自他以后，由契丹而女真，由女真而蒙古，由蒙古而清（这句当然不便说明，自在不言之中），“贻祸无穷，人胥为夷”，其罪魁祸首就是桑维翰。文中对桑的不遗馀力的讨伐，表现了王夫之强烈的民族气节。其借此鞭挞明末清初桑维翰一流的人物，是不言自明的。
王夫之此文以峻切之笔、凛然之气，对五代后晋权臣桑维翰作出空前严厉的历史审判。其核心论点在于：桑维翰非但不是救时之才，反而是“万世罪人”——因其主导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称臣契丹之举，彻底打破华夷之辨的政治—文化防线，使中原丧失地理屏障与文明自主权，直接开启辽、金、元连续三百年异族主政之局，动摇华夏文明存续之根基。王氏不满足于一般道德谴责，而以“祸及万世”为尺度，将历史责任升华为文明存亡层面的终极问责。文中通过对比卢杞（祸一时）、李林甫（祸一代）凸显桑维翰之罪之重；更以刘知远之谋、景延广之义、安重荣之烈、刘知远之承统，反衬桑维翰之悖理失道。尤为深刻者，在于指出其行为绝非出于忠义或现实不得已，而是“喜祸之奸人”的主动选择——身为唐室旧臣，无仇于李氏，无德于石氏，却执意颠覆正统、输诚夷狄，故其心术之邪、居心之毒，尤不可恕。末段直指胡安国《春秋传》称美桑维翰，影射南宋理学正统对妥协路线的隐性辩护，实为借古讽今、警醒当世之深意所在。
以上为【桑维翰论】的评析。
赏析
此文为王夫之《读通鉴论》体例之外的独立史论名篇，熔史识、义理、辞章于一炉。结构上层层递进：首段立“罪人三等”之纲，以“万世之罪人”振起全篇；次段以史实为刃，剖解桑维翰决策之非必然性与主动性；三段深入其人格动机，揭其“无仇无德”而悍然毁防之悖谬；四段以景、安、刘三人映照，确立价值坐标；结句以胡安国为靶，将历史批判升华为道统警思。语言刚健峻峭，多用判断句、反诘句与排比对举（如“祸在一时……祸及一代……祸及万世”“正名义者……事虽逆而名正者……存中国以授于宋者”），节奏铿锵，气势磅礴。典故运用精当，“犬羊”“肝脑”“狂流”“穹庐”等意象饱含文化痛感；“尧封禹甸”“五帝三王”等语，非徒藻饰，实为以文明谱系锚定批判支点。其超越时代局限的文明忧患意识与严正史观，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论中最具思想锋芒与伦理重量的篇章之一。
以上为【桑维翰论】的赏析。
辑评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九：“夫之论史，每以纲常名教为断，其斥桑维翰事契丹，谓‘毁夷夏之大防，为万世患’，持论至为严峻，足正宋人宽假之失。”
2 全祖望《鲒埼亭集·答问》：“船山先生《桑维翰论》一出，五代史论始有定谳。后之论者，未有能出其范围者。”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王氏《读通鉴论》《宋论》及此篇，皆以史为心史，非徒记事也。其论桑维翰，实为华夏文化存亡继绝之大声疾呼。”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王船山论桑维翰，不泥于成败，不徇于时誉，直抉文明存续之枢机，可谓史家之卓识。”
5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船山此论，表面斥桑维翰，实则树立一种史观：历史评价之最高标准，在于是否维护文化主体性与民族尊严。此识远超宋明诸儒。”
6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华夏文化之危，不在强敌之临，而在内部之自毁藩篱。船山斥桑维翰‘毁夷夏之大防’，真洞见症结之言。”
7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王夫之谓桑维翰为‘万世罪人’，虽语近激切，然燕云不复，终致两宋积弱，其言实有深意存焉。”
8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船山此文，非仅为史事纠谬，实为重建文化自信之宣言。其以‘生民以来’为尺度，彰显史家之宇宙关怀。”
9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王夫之将胡安国《春秋传》与桑维翰并论，揭示理学内部‘尊王’与‘攘夷’之张力，此一洞见，至今发人深省。”
10 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桑维翰论》为五代史研究之里程碑。船山不以成败论英雄，而以文明存续为衡，其识力之超迈，实为古今史论之冠。”
以上为【桑维翰论】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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