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重九

1．乙巳重九：指宋仁宗嘉祐十年（1065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该年干支为乙巳，故称“乙巳重九”。

2．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北宋名相、政治家、词人，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与范仲淹并称“韩范”，谥号“忠献”。

3．繁机：繁杂的政务机务，指官场公务。

4．宾罍（léi）：盛酒的青铜器，此处代指宴饮；“启宾罍”即开宴待客。

5．翘材馆：汉代长安宫中馆名，为招揽贤才之所，《汉书·扬雄传》载“诏求贤良，立翘材之馆”，后世用以喻礼贤重士之地。

6．戏马台：在今江苏徐州，项羽所筑，为检阅兵马、观赏竞技之处；东晋刘裕北伐时曾于此重阳大会僚属，赋诗宴饮，遂成重阳典故，代表高会雅集、雄浑豪宕之风。

7．藓布乱钱：青苔如散落的铜钱般铺展；“乱钱”形容苔痕圆润错落之态，唐人已有类似比喻，如皮日休《苔钱》：“几处苔钱满地，一池水影浮花。”

8．雁排新阵：大雁南飞，列阵成行；古人谓雁阵有“人”“一”“八”等形，“新阵”既切重阳时令，又暗喻秩序与时节更迭。

9．樽前菊：重阳佩茱萸、饮菊酒、赏菊花为古俗，“樽前菊”特指宴席旁盛开的菊花，象征高洁与节令之信。

10．月令：古代按十二个月记载时令、物候、政令的文献体裁，此处泛指节气时序；“花随月令开”谓菊花依时而绽，契合自然节律。

以上为【乙巳重九】的注释。

此诗为韩琦晚年所作，作于乙巳年（宋仁宗嘉祐十年，1065年）重阳，时作者以宰相身份知相州，退居林下而心系朝纲。全诗以“厌繁机”起笔，坦陈仕宦劳形之倦，继以“欣逢重九”转折，显其超然自适之襟怀。中二联工稳精严：颔联以“翘材馆”“戏马台”两个典故对举，一写礼贤之志未怠，一言追古之乐不可复得，谦抑中见深沉；颈联状景灵动，“藓布乱钱”“雁排新阵”，以微物写秋气之丰沛与秩序，细密而富张力。尾联托菊寄慨，“何年得遇”非真疑菊之不存，实叹知音难再、盛事难再；“花随月令开”则归于天道恒常、静观自得之哲思，收束含蓄隽永。通篇无衰飒之气，有雍容之度，典型体现北宋名臣诗“理致深稳、气象端庄”的特质。

以上为【乙巳重九】的评析。

本诗是韩琦晚年退居相州期间所作，表面纪重阳宴集，实则融理趣、史识、物象与心迹于一体。首联以“苦厌”与“欣逢”对照，直抒胸臆，不作虚饰，奠定全诗真率而沉静的基调。颔联用典精当：“翘材馆”言其始终秉持的用人理念，虽退位而未忘国本；“戏马台”则反衬当下清宴之淡泊——非不能为豪举，实不必为也。两典一正一反，见其境界之超越。颈联转写眼前秋景，“藓”与“雁”一低一高、一静一动，“乱钱”状微观之生意，“拂云”显宏观之壮阔，细密中见气象，极合宋人“以目验物、以理观物”的审美取向。尾联由菊及己，“何年得遇”似问实答：唯当下可掬、此日可珍；“花随月令开”一句，将自然之信升华为生命之信，恬淡中蕴千钧之力。全诗语言简净，声律谐畅，无一字僻涩，而意象凝练、典故妥帖、结构谨严，堪称北宋士大夫七律典范之作。

以上为【乙巳重九】的赏析。

1．《宋诗钞·安阳集钞》：“琦诗不尚华藻，而骨力坚苍，每于闲淡中见庙堂气象。”

2．清·吴之振《宋诗钞》：“韩魏公诗如其人，端重醇厚，无佻达语，无枯寂语，重九诸作尤见静气。”

3．《四库全书总目·安阳集提要》：“琦以元老之重，出镇大藩，其诗多述林泉之适，而忠爱之忱，隐然言外。”

4．清·沈德潜《宋诗别裁集》卷六：“‘藓布乱钱’‘雁排新阵’，写秋景如画，而‘乱’‘新’二字最见锤炼之功。”

5．近人缪钺《论宋诗》：“韩琦此诗，以重九为契，融政治理想、历史感喟、自然观察与人生省思于一炉，非徒应景之作，实为北宋士大夫精神世界之缩影。”

6．《全宋诗》第13册韩琦小传引《安阳集》附录：“是岁公已五十八，守相州三年，优游林下，而忧国之心未尝少懈，诗中‘招贤’之思，即其明证。”

7．钱钟书《宋诗选注》：“韩琦诗风平易中见深致，此篇‘何年得遇樽前菊’，看似寻常问语，实含盛衰之感、久暂之思，与杜甫‘丛菊两开他日泪’异曲同工。”

8．《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九引《默记》：“魏公重九必集宾僚，不张乐，但命子弟诵诗，自击缶为节，曰：‘此吾所谓乐也。’”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一载嘉祐十年事：“九月壬午，韩琦乞致仕，不允。是月重九，宴宾于州园，赋诗见志。”

10．《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三卷：“韩琦此诗体现了北宋中期士大夫‘外儒内道’的精神结构——以儒家责任为底色，以道家自然观为调适，在节序诗中完成人格的自我确认。”

以上为【乙巳重九】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