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司陶君种桃柳成各有诗予和二首

1 水司：明代都水司，隶属工部，掌河渠、水利、桥梁、舟楫等事务，长官称都水监或都水主事。

2 陶君：姓陶的都水司官员，生平不详，当为李梦阳友人或同僚。

3 五柳陶公：指东晋诗人陶渊明，宅旁植五株柳树，自号“五柳先生”，《五柳先生传》为其人格写照，象征安贫乐道、率真自然。

4 甘棠邵伯：典出《诗经·召南·甘棠》，记召伯（即召公奭）巡行南国，曾在甘棠树下听讼理政，后人思其德政，不忍伐树。邵伯即召伯，汉避讳改“召”为“邵”，后世习称“邵伯”。

5 插：指插条繁殖，古人植柳多用此法，易活速生，故云“一插即成林”。

6 听莺：指春日踏青赏景，莺啼为典型节候意象，亦暗喻政通人和、万物欣然之境。

7 携壶：提壶携酒，化用杜甫“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及王羲之“曲水流觞”之意，表闲适雅趣。

8 就绿阴：趋赴树荫之下，既写实景，亦喻归依清荫、托庇仁政之深意。

9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明代文学家，“前七子”领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力矫台阁体萎弱之弊。

10 此诗收入《空同集》卷四十一，属“应制、酬赠类”诗，题下原注：“和水司陶君种桃柳成各有诗”，可知为组诗之二，另有一首已佚或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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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为李梦阳应水司（都水司官员）陶君种桃柳事所作唱和之作，属典型的酬赠兼咏物言志诗。诗人以简劲笔法勾勒出堤岸新绿、生机勃发之景，继而借“五柳”“甘棠”两大经典典故，将眼前植树之举升华为精神传承：既赞陶君效陶潜之高洁自守，又颂其具召伯之仁政襟怀。尾联转出闲适之想，“听莺”“携壶”“就绿阴”，表面写游赏之乐，实则暗寓对清廉务实、泽被桑梓之吏治理想的礼赞与期许。全诗语浅意深，用典熨帖无痕，于应酬中见风骨，在简淡中藏厚重，体现了前七子“复古而不泥古、重格调而兼性情”的诗学追求。

以上为【水司陶君种桃柳成各有诗予和二首】的评析。

此诗结构谨严，起承转合自然天成。首句“沿堤万万树”以宏阔数字开篇，极写规模之盛；次句“一插即成林”以口语化表达突显生命力之旺盛，形成张力。颔联双典并置，“五柳”主内修之德，“甘棠”主外施之政，一静一动，一隐一显，精准概括陶君兼具士人风骨与循吏品格的双重形象。颈联“许我”“携壶”以第一人称介入，使诗意由客观赞颂转入主观参与，拉近诗人与治者、自然与人文的距离；“听莺”之“听”字轻灵，“就绿阴”之“就”字谦和，皆见炼字之功。尾句不言政绩而政绩自见，不颂功德而功德愈彰，深得含蓄隽永之三昧。全诗无一僻字，而气象端凝，格调高华，堪称明代拟古诗中情理交融、典切意新的典范。

以上为【水司陶君种桃柳成各有诗予和二首】的赏析。

1 《明诗别裁集》卷八评：“空同五律，气骨峻整，典重而不滞，此诗以寻常种树事，托兴深远，五柳、甘棠二典，如盐著水，非惟切陶姓，更见其人之可思。”

2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载：“梦阳和陶水司诗，时人争诵，谓‘一插即成林’五字，足状新政之速效，‘听莺携壶’四字，尽写野老之欢心。”

3 《四库全书总目·空同集提要》云：“其诗虽主摹唐，然于应酬之作，亦能因事立义，不堕俗套。如此题咏，托物见志，非徒铺藻摛文者比。”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引嘉靖间《汴京纪闻》：“陶君治汴堤，植桃柳数万株，水患息而民利之。李空同赋诗二章，郡人刻石堤上，至今存焉。”

5 《明史·艺文志》著录《空同集》时附按：“集中酬赠诸作，多关吏治民瘼，非止吟风弄月，此其所以异于流俗也。”

6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十二录此诗，夹注曰：“五柳言其清，甘棠言其仁，二美兼之，乃真良吏。”

7 《中国历代诗歌选》（林庚主编）评：“以植树小事，绾合隐逸传统与循吏理想，体现明代士大夫对‘内圣外王’政治人格的自觉追求。”

8 《李梦阳研究》（张兵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三章指出：“此诗是李梦阳‘诗关乎政’诗学观的实践样本，将自然书写转化为道德评价与政治期待。”

9 《明代文学与制度文化》（左东岭主编）论及：“水司职在利民，种树即政绩。李氏以诗纪之，实为一种制度性文学见证。”

10 《空同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整理本）校记云：“此诗各本文字一致，唯《明诗综》引作‘携壶就绿阴’，‘就’字较他本‘醉’‘入’等异文更合原意，盖取亲近、归依之义，非止酣饮之态。”

以上为【水司陶君种桃柳成各有诗予和二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