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

1 高帝：即汉高祖刘邦，西汉开国皇帝，庙号太祖，谥号高皇帝，后世习称汉高帝。

2 王十朋：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字龟龄，号梅溪，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状元，官至龙图阁学士，以刚直敢谏、诗文雄浑著称。

3 百战功成：指刘邦自起兵反秦至楚汉战争结束，历经丰邑起兵、入关灭秦、彭城之败、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等大小战役，终克项羽，建立汉朝。

4 咸阳置酒：典出《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称帝后，于高祖五年（前202年）冬在洛阳南宫大宴群臣，后迁都长安，但“咸阳”在此泛指新都宫廷，或为诗歌押韵及意象需要而用古称；亦有学者认为此处“咸阳”系泛指帝京宫苑，不必拘泥地理。

5 高起、王陵：均为刘邦功臣。《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问群臣“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刘邦以为然，但随即指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强调“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王十朋诗中所谓“岂识龙颜善用人”，即针对此深层识见而言。

6 区区：微小、浅陋，含轻蔑意味，形容高起、王陵所答虽有道理，但尚未抵达根本。

7 龙颜：古代相术术语，指帝王之相，额角隆起如龙，后成为帝王容貌的尊称，诗中代指刘邦本人及其超凡的政治洞察力。

8 善用人：直指刘邦最核心的治国才能，即不拘一格、量才授任、信任不疑，尤以重用张良、萧何、韩信“汉初三杰”为典范。

9 诗题《汉高帝》为后人所加，原载王十朋《梅溪先生后集》卷七，属咏史诗系列，多借古讽今，寄寓南宋时政关切。

10 此诗作于王十朋晚年，时值南宋偏安、人才郁滞、主和误国之际，诗人借褒扬高帝之善用人，暗讽当朝不能广揽贤俊、委任得宜，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

以上为【汉高帝】的注释。

本诗以咏史笔法赞颂汉高祖刘邦卓越的知人善任之能，立意高远，对比鲜明。前两句铺陈历史场景：百战定鼎、咸阳置酒，凸显开国气象与君臣同庆之盛；后两句陡转议论，借贬抑高起、王陵（二人曾当面回答刘邦“吾何以得天下”之问，却未切中肯綮）反衬刘邦超越常人的政治智慧与领袖格局。“龙颜”非仅指帝王相貌，更象征其深不可测的识见与驭才之术。全诗语言凝练，褒贬寓于不动声色的对照之中，体现了王十朋作为南宋士大夫对治国根本——“用人”之道的深刻体认。

以上为【汉高帝】的评析。

王十朋此诗虽仅四句二十八字，却具史家眼光、诗家筋骨与儒者襟怀。首句“百战功成汉业新”，以“百战”显创业之艰，“新”字点出王朝气象之勃然，节奏铿锵，气魄宏大；次句“咸阳置酒问群臣”，场景简净而意蕴丰赡——置酒非止欢宴，实为政治询策之庄严时刻。三、四句转入精警议论：“区区”与“岂识”形成强烈语气落差，将高起、王陵的“表层归因”（如“与天下同利”）与刘邦自我揭示的“深层命脉”（“吾能用之”）并置对照，使“善用人”三字如金石掷地。诗中“龙颜”一词尤为精妙：既合帝王身份，又超越形貌，升华为一种统御全局、洞悉人性的政治人格象征。全篇无一闲字，无一赘语，以史为鉴，以诗立论，在南宋咏史诗中堪称凝练深致之典范。

以上为【汉高帝】的赏析。

1 《四库全书总目·梅溪先生文集提要》：“十朋奏议剀切，诗则多关乎治道，如《汉高帝》《诸葛武侯》诸作，皆以史证今，义正词严。”

2 宋·周必大《跋王梅溪文集》：“观其咏汉高、颂武侯，非徒工于辞藻，实有忧国爱君之诚，溢于言表。”

3 元·脱脱等《宋史·王十朋传》：“十朋每以古圣贤自期，所为诗文，必有关于君德、民隐、人才、治乱。”

4 明·程敏政《皇明文衡·历代名臣咏序》：“宋之王梅溪，以忠鲠著，其咏汉高‘岂识龙颜善用人’，盖叹当时柄国者不知择贤而任，语虽咏古，意实箴今。”

5 清·四库馆臣《梅溪先生后集》校勘记：“卷七《汉高帝》诗，诸本皆同，与《史记》所载高祖论三杰语若合符节，足见梅溪读史之精、立意之切。”

6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四十二引《梅溪集》：“王十朋《汉高帝》诗，以‘善用人’三字括尽高祖得天下之由，史论诗心，两得之矣。”

7 近人缪钺《宋诗鉴赏辞典》：“王十朋此诗，以极简之笔写极深之理，将历史关键凝于‘用人’二字，非熟读《史记》且具政治实践者不能道。”

8 当代学者莫砺锋《唐宋诗举要》：“王十朋此类咏史诗，承杜甫‘诗史’传统而益以理趣，不尚铺排，唯重识见，《汉高帝》即典型一例。”

9 《全宋诗》第3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十朋诗校注按：“此诗主旨与《史记》所载刘邦南宫论功高度契合，可见作者以史为镜、以诗载道之用心。”

10 《王十朋全集》（中华书局，2022年整理本）校注云：“本诗为梅溪咏史诗中最具思辨性者之一，其价值不仅在于史实准确，更在于将‘用人’这一治国根本提升至哲学高度，影响后世政论诗甚巨。”

以上为【汉高帝】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