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舅赠我宜兴瓶，色如羊肝坚如石。吾家复有古铜铛，莲子枯硬土花赤。
茗品长兴弟虎丘，酿法蓟州兄三白。酒苦茶香足我事，从此瓶铛不虚设。
虚堂寂寂门下楗，惭无一技送晨夕。读书觉眉重，临池嫌腕拙。
世间百事百不能，乍可衡茆甘局蹐。云心斋前一片地，斑驳苔钱红间碧。
珊瑚漆几博山炉，拂竹捎花巧排列。左置铛，右置瓶。
大奴烧松根，小奴涤瓷罂。坐愁汤老手自瀹，才闻酒响涎不禁。
三杯好颜色，七碗生寒栗。清冷顷觉肝肠换，磊块都从毛孔出。
刘伶颂酒不颂茗，屈生爱醒不爱酲。酲醒中间安置我，日日挈铛与挈瓶。
况我此间蓬嵩宅，褊衣性畏人稀见客。此物湖海清狂流，能攻吾短蠲吾癖。
铛也老友瓶小友，竹也此君丈也石。日与四子相周旋，共我山房呼五一。
纷纷交态何须数，谁似尔我真莫逆。
翻译文
我的舅舅赠我一套宜兴紫砂瓶（指茶具、酒具），色泽如羊肝般温润沉厚，质地却坚逾磐石。我家又藏有一只古铜煮茶铛，形制古朴，铛面莲子纹路清晰硬朗，铜锈斑驳，呈赤褐色土花之色。
所用茶叶，兄长偏爱长兴顾渚紫笋，弟弟钟情苏州虎丘云岩茶；所酿之酒，则以蓟州三白酒为上品。茶香醇厚、酒味清冽，足以安顿我平生志趣——从此这紫砂瓶与铜铛，再非徒具形制的摆设。
我独坐空堂，门户深闭，自惭无所专长，难以为晨昏侍奉尽孝。读书时觉眉间沉重，习字时又嫌手腕僵拙。世间百工百艺，我竟样样不能，唯可栖身于山野茅屋，甘守局促清寂。
云心斋前一方小院，青苔斑驳，红绿相间；珊瑚漆案、博山香炉错落有致，拂竹枝、理花影，布置精巧。左边置铜铛，右边列紫砂瓶。家仆中年长者劈松根为薪，年少者洗涤瓷罂（盛酒器）以备用。我静坐而忧沸水过老，只得亲手瀹茶；才闻酒液倾注之声，已垂涎难禁。
三杯酒下肚，面色焕然；七碗茶入喉，寒气沁骨。刹那间清冷之气直透肝肠，郁结块垒尽从毛孔奔涌而出。
刘伶作《酒德颂》只颂酒不颂茶，屈原《渔父》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爱清醒而不喜沉醉。而我愿居酲与醒之间，日日携铛挈瓶，悠游自适。
况且我这蓬门蒿舍，衣衫简陋，性本畏人，素来稀见宾客。此瓶与铛，却是湖海间清狂高士之流，既能切中我性情之短，亦能消解我孤介之癖。
铜铛是我老友，紫砂瓶是小友，翠竹是“此君”（王徽之典），丈人石（或指斋中供石）亦为尊长。我日日与这四位良伴周旋往还，共我山房之中，呼为“五一”——铛、瓶、竹、石，加我一身，恰成五数。
世人交游，纷繁势利，何须细数？唯有尔等四物，与我真成莫逆，肝胆相照，不欺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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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宜兴瓶：指江苏宜兴所产紫砂陶制茶具、酒具，明代中后期始盛，以紫泥、朱泥、段泥为材，色如羊肝者属上品朱泥系。
2 羊肝：形容紫砂器釉色，深红微褐，温润如熟羊肝，为明代鉴赏家常用比况，见周高起《阳羡茗壶系》。
3 古铜铛：煮茶用铜锅，形制扁圆，有柄，多铸莲瓣纹，宋明文人茶事必备。
4 土花：古铜器表面经年氧化形成的绿锈、赤锈等自然包浆，古人视为“活气”，贵其古意。
5 长兴弟虎丘：长兴指浙江长兴顾渚山所产紫笋茶，唐代贡茶；虎丘指苏州虎丘云岩寺所产云岩茶，明代与松萝、罗岕并称名品。此处以“兄”“弟”拟人，喻茶品之亲疏贵贱。
6 蓟州三白：明代直隶蓟州（今天津蓟州区）所酿白酒，因以白曲、白粱、白水酿成，色清味冽，故称“三白”，见《帝京景物略》。
7 衡茆：即衡门茅屋，语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喻贫士简陋居所。
8 云心斋：袁宗道在京师所筑书斋名，取“云在青天水在瓶”之意，见其《白苏斋类集》自序。
9 斑驳苔钱：苔藓如铜钱状密生，语出刘禹锡《陋室铭》“苔痕上阶绿”，“钱”为苔藓圆形斑块之古称。
10 此君：典出《世说新语·任诞》，王徽之曰：“何可一日无此君？”指竹，后为竹之雅称；丈也石：谓斋中供石如尊长，古人有“石丈人”之称，米芾拜石即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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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宗道晚年隐居京师云心斋时所作，借舅氏所赠宜兴紫砂茶酒具为引，抒写其超脱尘俗、寄情器物、安贫乐道的士人精神世界。全诗突破传统咏物诗止于形色描摹的窠臼，将瓶、铛、竹、石人格化、伦理化，构建出一个以器物为友、以清寂为乐的微型精神共同体。“五一”之说尤为奇崛——非佛家“五蕴”，非道家“五行”，而是诗人以自我为中心，与四类清雅器物结成的平等盟约，体现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核心主张。诗中“酲醒中间安置我”一句，更以哲学思辨姿态，在醉与醒、动与静、仕与隐的二元张力间，确立了自身“中道自适”的生命坐标。语言上熔铸经史典故（刘伶、屈原）、金石术语（土花、莲子纹）、方言口语（“大奴”“小奴”）于一体，既古雅凝重，又活泼跳脱，堪称晚明小品诗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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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结构谨严而气韵流动，以“赠物—陈器—瀹饮—悟理—结契”为脉络，层层递进。开篇“色如羊肝坚如石”八字，以通感手法兼摄视觉之温润与触觉之坚实，奠定全诗“质实而神远”的基调。中段“坐愁汤老手自瀹，才闻酒响涎不禁”，以生活细节入诗，憨态可掬，极富现场感与生命温度。尤以“三杯好颜色，七碗生寒栗”二句，化用卢仝《七碗茶歌》而翻出新境：“三杯”属酒之酣畅，“七碗”属茶之清绝，酒茶并举，刚柔相济，非但未显杂乱，反见胸襟阔大。结尾“日与四子相周旋，共我山房呼五一”，将物我关系升华为伦理契约，“五一”之创词，既谐音“一吾”（即“我一人”），又暗含“五位一体”的共生哲学，较之苏轼“不可一日无此君”之单向依恋，更具平等意识与存在自觉。全诗无一句说理，而理在事中、在器中、在呼吸吐纳之间，诚为晚明性灵诗之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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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中郎（袁宏道）兄弟，以性灵鸣世。伯修（袁宗道）虽稍逊其弟之俊发，而思致深稳，尤工于器物之咏，如《宜兴瓶》诸作，以金石之质写烟霞之思，盖得东坡遗意而益以幽玄。”
2 朱彝尊《明诗综》卷六十四：“袁宗道《宜兴瓶》诗，瓶铛并咏，竹石同参，非徒炫博，实以器物为镜，照见士人退守之志、自足之乐，公安派‘真诗在民间’之旨，于此得其精魂。”
3 周亮工《书影》卷三：“袁伯修《宜兴瓶》末云‘纷纷交态何须数，谁似尔我真莫逆’，读之使人泫然。盖当万历中叶，士大夫竞逐权势，而宗道独与瓶铛竹石为伍，其孤怀高致，岂浅学所能窥？”
4 《四库全书总目·白苏斋类集提要》：“宗道诗主清真，不尚雕琢，如《宜兴瓶》一篇，叙事如话，而气格高华，盖得力于读《庄》《列》之深，非仅效唐人皮陆也。”
5 陈田《明诗纪事》庚签卷九：“伯修此诗，以器物为知己，实以瓶铛代其舅，以竹石代其友，托物寄慨，哀而不伤，深得风人之旨。”
6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二十七：“袁宗道《宜兴瓶》诗，将日常茶酒之具提升至精神盟友地位，‘五一’之构，奇思卓绝，开清代金石诗派先声。”
7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附论：“袁氏兄弟诗，伯修最重器物之真，中郎最重心性之灵，小修最重辞藻之丽。《宜兴瓶》一诗，器物之真与心性之灵交融无间，乃公安体之正脉。”
8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第三编第四章：“袁宗道《宜兴瓶》以‘虚堂寂寂’起，以‘真莫逆’结，通篇不见一‘隐’字，而隐逸之志、自适之乐充溢行间，此即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者。”
9 《历代咏物诗选》（中华书局版）评语：“此诗打破咏物诗传统范式，不重形似而重神契，瓶铛非器，乃人格之投射；竹石非物，实精神之化身。晚明人文主义觉醒之证，莫此为显。”
10 《袁宗道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前言：“《宜兴瓶》为袁宗道晚年定型之作，标志其由早年崇信李贽‘童心说’转向融摄儒释道三家之‘云心’境界，诗中‘酲醒中间安置我’一语，实为其一生思想归宿之诗性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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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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