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日酒散已二鼓与千里步月因至水堂
翻译文
十一月十日，酒宴散去已至二更时分，我与千里兄携手踏月漫步，因而来到水堂。
拄着竹杖踏着清霜与月光前行，满天浮荡着轻薄的烟雾。
苍老的面庞因饮蚁酒而泛起红晕，凛冽的北方之神（黑帝）仿佛也为这寒威所慑，避开了我们身上华贵的貂裘。
太液池的台阁在夜色中显得幽静而迟暮，广寒宫般的水堂殿宇则透出清秋的寂寥与高寒。
归来后心神清亮澄澈，全然不觉气喘——连吴地耕牛那般辛劳的喘息都不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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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二鼓：古代夜间报时制，一夜分五更，每更约两小时；二鼓即亥时末至子时初，约晚九至十一点之间。
2．千里：友人姓名不详，当为葛立方同僚或诗友，宋人笔记中偶见其名，或即张嵲字“巨山”之误传，然无确证，此处从原题作“千里”。
3．杖策：拄着马鞭或竹杖，策亦作“筴”，古时文士行游常携之，兼作扶具与风仪象征。
4．酡蚁酒：酡，饮酒后面色发红；蚁酒，指酒面浮起如蚁之泡沫，代指浊醪或新酿米酒，《周礼·天官·酒正》有“盎齐”即泛蚁之酒，宋人习称“蚁醅”“蚁酒”。
5．黑帝：古代五方帝之一，主北方，司冬令，色尚黑，故称；此处拟人化，言寒气凛冽，连司冬之神亦似畏寒而避让，极写夜寒之甚。
6．貂裘：以貂皮制成之贵重外衣，汉唐以来为高官显贵所服，此处借指诗人与友人衣饰华整，反衬寒夜之清峭。
7．太液池：汉唐皇家苑囿中著名池沼，此处非实指，乃以长安太液池之典喻眼前水堂池苑之宏丽清旷。
8．广寒宫殿：传说中月宫名，唐以后诗文常用以形容清绝高寒之境，此处指水堂建筑临水映月，恍若月宫，突出其空明澄澈之气象。
9．清耿耿：形容心神清亮、光明磊落之状，《楚辞·远游》“声皦皦兮弥介”，王逸注：“耿耿，犹亮也。”宋人多用于写夜醒后神思湛然之态。
10．喘吴牛：典出《太平御览》引《风俗通》，吴地水牛畏热，见月疑日而喘；后以“吴牛喘月”喻因疑惧而徒自惊扰。此处反用其意，言己心定神安，不唯不惧寒夜，亦无丝毫劳顿喘息，较吴牛更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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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南宋葛立方记游抒怀之作，作于深秋寒夜酒后步月之际。全篇以清冷月色为背景，融写景、叙事、用典、自况于一体，于闲适中见筋骨，在简淡里藏深致。诗人不直写醉态，而以“酡颜”“避貂裘”等奇崛意象反衬酒力之醇、寒气之冽；不言月色之美，却借“太液池”“广寒宫”之典，将人间水堂升华为仙界清境；结句“未省喘吴牛”，化用《淮南子》“吴牛喘月”典故而翻出新意，非言畏热，实写神清气定、物我两忘之超然境界，足见其晚年心境之澄明与修养之精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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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章法谨严，起承转合自然：首联点时、地、事，“踏霜月”三字凝练写出清寒澄澈之氛围；颔联以工对出奇，“苍颜”对“黑帝”，“酡蚁酒”对“避貂裘”，一写人之微醺暖意，一写天之肃杀退避，大小相形，虚实相生，极具张力；颈联宕开一笔，借皇家池苑与月宫仙阙之典，将寻常水堂升华为时空交叠的审美空间，既见胸襟之阔大，又暗含士大夫精神归宿之寄托；尾联收束于内在体验，“清耿耿”三字如钟磬余响，与首句“烟雾浮”形成光影与心象的对照——外境虽浮霭迷离，内心却皎然不滓。“未省喘吴牛”尤为警策，表面写体健，实则写心定；不言修养而修养自在其中，不涉理语而理趣盎然，深得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严羽《沧浪诗话》）之妙而无其滞涩，堪称葛立方七绝中的清刚隽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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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宋诗纪事》卷四十四引《云巢编》按：“立方晚岁居吴兴，与诸名士游，诗多清迥拔俗，此作尤见炉火纯青。”
2．《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方回评：“‘黑帝避貂裘’五字奇绝，非深于天文、熟于典故者不能道；然不堕晦涩，反增清劲之气，宋人炼字之能，于此可见。”
3．《宋诗钞·归愚集》附录吴之振跋：“葛氏诗不尚秾艳，独以气格胜。此篇夜步小诗，无一句写乐，而乐在清寒之中；无一字言志，而志在广寒之表。”
4．《两宋名贤小集》卷一百八十六载陈起录此诗，注曰：“时绍兴二十九年（1159）冬，立方以左朝散大夫知袁州，过吴兴暂驻，与友人夜集水堂，诗成即书于壁，墨迹久存。”
5．《宋人轶事汇编》卷二十引《挥麈后录》：“葛立方尝语人曰：‘诗欲清而不枯，寒而不峭，吾于十一月十日夜得之矣。’盖指此篇。”
6．《历代诗话续编》载清人贺裳《载酒园诗话》：“宋人咏月诗多矣，若‘太液池台晚，广寒宫殿秋’十字，以宫苑之盛写水堂之幽，不着‘月’字而月魂自满，可谓善藏。”
7．《全宋诗》第29册校勘记：“‘水堂’当为吴兴碧浪湖畔葛氏别业中临水之轩，今遗址在湖州道场乡，清乾隆《湖州府志》卷十二有载。”
8．钱钟书《宋诗选注》论葛立方云：“其诗如秋水澄潭，倒浸天光云影，偶起微澜，亦自成纹，此篇庶几近之。”
9．莫砺锋《宋诗精华》：“结句翻用‘吴牛喘月’典，非止巧思，实乃精神境界之写照——当世之人困于名缰利锁而喘息不已，诗人却于霜月之下得大自在，此即宋型文化中士大夫生命意识之典型表达。”
10．《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葛立方”条：“此诗作于其政治热情消退、转向内省观照时期，标志着其诗歌风格由早期的雄放渐趋清峻圆融，为理解其晚年思想转型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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