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咏

1. 逍遥咏：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九年（984）起陆续创作的哲理组诗，共八十一首，收入《御制逍遥咏》一书，主旨融合老庄之逍遥、佛家之解脱与儒家之修身，为宋代帝王诗中罕见的系统性哲理诗集。

2. 赵炅：即宋太宗赵光义（939–997），976年继兄太祖赵匡胤登基，庙号太宗，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在位期间重视文教，主持编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并亲撰《逍遥咏》《缘识》等诗文集。

3. “人救眼前急”：指世人常急于应对表象困境（如灾荒、讼狱），而未究其本源（如德教不修、政令失中），呼应《孟子·离娄上》“徒法不能以自行”之思。

4. “利益心”：此处特指佛教所谓“菩提心”——为利一切众生而求无上正觉之心，非世俗功利之“利”，见《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说。

5. “愚迷”与“达者”：源自《老子》“众人皆昭昭，我独若昏昏”及《维摩诘经》“智者见于未萌，愚者闇于成事”，体现对认知境界的判分。

6. “苦行须知应”：“应”指因果相应、感而遂通，《周易·咸卦·彖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亦暗合禅宗“随缘不变”之旨。

7. “馀忧力不任”：“馀忧”谓无益之忧思，如《庄子·人间世》“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强调妄念扰神、耗损真性。

8. “经书无限意”：泛指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及道佛典籍，太宗曾诏令校勘《道藏》《大藏经》，并亲注《道德经》，故“经书”兼摄三教。

9. “稽古”：查考古代典章制度与圣贤言行，《尚书·周官》：“推贤让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庞。举能其官，惟尔之能；称匪其人，惟尔不任。”太宗以此自励治道。

10. “便同今”：并非厚古薄今，而是强调古之“道”恒常不变，如《礼记·中庸》“道不远人”“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重在当下体认与践履。

以上为【逍遥咏】的注释。

此诗为宋太宗赵炅（939–997）所作，题名《逍遥咏》，属其晚年组诗《逍遥咏》八十一首之一。诗风简劲凝练，融摄儒释道三教义理：首联直指功利性救世行为与究竟利他心之别；颔联以“愚迷”与“达者”对照，凸显智慧层级之分；颈联“苦行须知应”暗含佛家业果观与道家“无为而应”的双重意涵；尾联“稽古便同今”则承袭《礼记·学记》“稽古而不泥古”及《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精神，强调经典义理的恒常性与实践性。全诗无玄虚之语，而有帝王修身治国的理性自觉，体现北宋初年“三教合一”思潮下君主型士大夫的精神格局。

以上为【逍遥咏】的评析。

此诗以二十字立骨，结构谨严如律：前两联对仗工稳，“眼前急”与“利益心”、“浅见”与“高深”形成价值张力；后两联转进一层，“苦行”与“馀忧”对照显修行之辨，“无限意”与“便同今”收束于时空圆融之境。语言洗练而意蕴层深——“应”字双关因果之应、天人之应、古今之应；“同今”之“同”非简单等同，而是《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动态同一。尤为可贵者，在于帝王身份与哲人视域的统一：不以权位自矜，反以“力不任”自省；不执著苦修表象，而重“知应”的智慧前提。此种将治国理政升华为心性修养的书写方式，实开北宋理学“内圣外王”话语之先声。

以上为【逍遥咏】的赏析。

1. 《宋史·艺文志》著录：“《御制逍遥咏》十卷，太宗撰。”

2.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逍遥咏》八十一首，太宗所作……其言多本黄老，兼采浮屠，然归于仁恕忠厚，盖欲以清静化民也。”

3. 元代脱脱等《宋史·太宗本纪三》：“帝（太宗）好读书，尝谓近臣曰：‘朕每日读《道德经》三遍，庶几身心俱得其益。’”

4. 清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御制逍遥咏提要》：“词旨冲澹，不事雕琢，而自然合道……盖宋初帝王，惟太宗最留心内典与玄言，故其诗多有超然物外之致。”

5. 今人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逍遥咏》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皇帝系统创作的哲理组诗，其价值不在艺术成就之高下，而在提供了一个观察北宋初期意识形态整合进程的独特文本切口。”

6.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太宗以‘稽古’为施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其诗中‘稽古便同今’之语，实为其重建皇权文化正当性的诗性表达。”

7.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社会史研究》：“赵炅诗中‘苦行须知应’之说，反映其对佛教因果论的理解已超越民间信仰层面，进入与儒家‘天命’观、道家‘自然’观相互诠释的思想高度。”

以上为【逍遥咏】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