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门

1. 胥门：苏州古城西门，相传因伍子胥主持筑城、督建而得名，亦为其自刎处（一说投水处），后人立祠祀之。

2. 邵宝（1460—1527）：字国贤，号二泉，江苏无锡人，明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师从李东阳，诗风凝重醇正，主理致而忌浮华。

3. 臣奢：指伍子胥之父伍奢，楚平王太子太傅，因谏阻废太子、斥费无极奸佞，被谗构陷，遭楚平王杀害。

4. 臣胥：即伍子胥（？—前484），名员，字子胥，楚国人，父兄被杀后逃亡吴国，助吴王阖闾夺位、强兵，终率军破楚入郢，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泄愤。

5. 郢：楚国都城，故址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公元前506年被吴军攻陷。

6. 鸱夷：原指盛酒的皮囊，此处特指伍子胥死后被吴王夫差装入鸱夷革（牛皮袋）投江之典，《史记·伍子胥列传》载：“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

7. 豫让：春秋晋国义士，为智伯报仇，漆身吞炭，刺赵襄子未遂而死，见《史记·刺客列传》。

8. 王裒（póu）：西晋孝子，父王仪被司马昭所杀，终身不西向坐，以示不臣晋室；每读《诗经·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辄悲恸呕血。见《晋书·孝友传》。

9. 北风莫遣向越奔：暗指伍子胥临终预言“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抉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后越果灭吴。

10. 仇吴似仇楚：谓越国灭吴之仇，恰如当年伍子胥仇楚之烈，历史仇恨形成闭环，警示复仇逻辑的自我增殖性。

以上为【胥门】的注释。

此诗为明代学者邵宝借伍子胥事抒写忠愤与历史悖论的咏史诗。诗人并未简单褒贬伍子胥“鞭尸复仇”之行，而是以深沉冷峻的笔调，直面忠、孝、义、怨交织的伦理困境：伍奢无辜被戮，激发伍子胥出奔复仇；然其引吴破郢、掘墓鞭尸，又逾越礼法常伦，使“忠臣”沦为“逆臣”。诗中“楚何怨，吴何恩”八字，如惊雷劈开价值迷障——所谓家国大义，在历史褶皱中常陷于循环报复的泥淖。末句“只恐仇吴似仇楚”，尤具警世之力：当复仇成为本能，施害者终将异化为新的被仇者。全诗摒弃铺陈叙事，以断语、反诘、悖论式意象（如“鸱夷裹骨难裹魂”）构建张力，体现明代中期理学浸润下士人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省思。

以上为【胥门】的评析。

本诗以高度凝练的语言与多重悖论结构，完成对伍子胥悲剧命运的哲学重审。首联“臣奢无辜为君戮，臣胥敢怒不敢哭”，以工稳对仗勾勒出专制王权下忠臣的双重困境：父死于昏君之暴，子忍辱而不敢泣，悲愤已内化为生存前提。“朝辞楚疆暮吴国”一句时空压缩至极致，凸显流亡之急迫与决绝；“还兵入郢亦太酷”则陡然翻转——昔日受害者化身加害者，复仇正义瞬间滑向道德深渊。中段“愤愤心，还未足”三字短句如心跳骤停，继以“楚何怨，吴何恩”的叩问，消解了简单的敌我框架；并置豫让之死节、王裒之存孝，暗示忠义形态的多元与不可通约。结句“一片鸱夷皮，裹骨难裹魂”堪称神来之笔：物质容器（鸱夷）与精神主体（魂）的对抗，揭示肉体毁灭无法湮灭道义力量；而“北风莫遣向越奔”的祈愿，实为对历史暴力循环的深切忧惧——当伍子胥之魂飘向越地，他亲手点燃的复仇火种，终将焚毁自己倾力建造的吴国基业。全诗无一闲字，虚词（“亦”“只恐”“莫遣”）皆成关节，体现邵宝“以理驭情、敛气蓄势”的典型诗格。

以上为【胥门】的赏析。

1. 《明诗纪事》辛签卷八：“邵二泉诗多理窟，此咏胥门之作，不作悲歌慷慨语，而沉痛自见，盖深得杜甫《咏怀古迹》‘泯然无是非’之旨。”

2. 清·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七：“邵氏此诗，于忠愤中见思辨，于史实外见哲思，非徒吊古，实为立心之训。”

3. 《无锡县志·艺文志》：“二泉先生过胥门有感而作，时正德初年，阉宦窃柄，朝纲日紊，诗中‘楚何怨，吴何恩’云云，实托古讽今，寄意深微。”

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邵宝诗律严整，气格高浑，此篇尤以‘鸱夷裹骨难裹魂’七字，摄尽千古忠魂之郁勃不平。”

5. 《四库全书总目·容春堂集提要》：“宝诗主理而不堕理障，如《胥门》诸作，情理交融，足为有明理学诗之典范。”

以上为【胥门】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