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王郡守

1. 投王郡守：指诗人戴良向某位姓王的郡守投递诗文以求延誉或荐举。“投”为古代士人干谒之礼，即呈诗文以通名刺。

2. 戴良（1317—1383）：字叔能，号九灵山人，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元末著名文学家、理学家，以气节峻洁著称，明初屡征不仕，终自尽殉元，被后世视为遗民典范。

3. 马南郡：指东汉经学家、文学家马融（79—166），扶风茂陵人，曾为南郡太守，故称“马南郡”。《后汉书》载其“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然尤重学术传承。

4. 郑康成：即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末年经学集大成者，曾师事马融，虽一度为马融所轻，终以博通群经、笺注《毛诗》《三礼》等垂范后世。诗中取其受知于师而终成宗匠之意，喻己志在经术、待时而动。

5. 宾馆悬床待：化用《后汉书·徐稚传》陈蕃为豫章太守，“特设一榻，去则悬之”，专待徐孺子。此处借指王郡守为礼贤而特设虚位、恭候贤士。

6. 公庭罢吏迎：典出《晋书·羊祜传》：“祜每被诏有所征伐，辄先期告虏，使修城隍，然后进兵……尝与吴将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赠祜酒，祜饮之不疑……及祜卒，吴守边将士皆为之泣。”又《世说新语》载羊祜镇襄阳，“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其治军严而有信，吏卒肃然。此处“罢吏迎”谓郡守为迎贤者，暂止公务、遣散吏员，以示专诚。

7. 居门下久：指诗人长期依附王郡守幕府，非为趋附权势，而是以布衣学者身份参与郡政文化事务，符合元代郡国延揽儒士之制。

8. 童仆亦多情：语出自然，反衬主宾相契之深。《礼记·曲礼》云：“侍于君子，不顾而对，非礼也。”童仆知礼重客，正见主人教化之功与待士之诚。

9. “惟应马南郡，偏重郑康成”：此联为全诗诗眼，以古喻今，既赞郡守有马融之识鉴，又自许有郑玄之学养，非阿谀，乃士人以道自重之宣言。

10. 全诗格律严谨，属五言律诗，中二联对仗工稳，“悬床”对“罢吏”，“宾馆”对“公庭”，“马南郡”对“郑康成”，典重而不板滞，情真而不露。

以上为【投王郡守】的注释。

此诗为戴良投谒王郡守所作，表面谦抑自况，实则暗含士人风骨与价值坚守。首联以“已落时人后”起笔，非真言才识不逮，而是在元末易代之际，对仕途沉浮、名位消长的清醒自省；颔联借东汉马融礼敬郑玄之典，将郡守比作尊儒重道的马融，自比郑康成，既颂其礼贤之德，亦隐示自身经术素养与道德持守；颈联以“悬床待”“罢吏迎”二典浓缩礼遇之诚，化用陈蕃悬榻、羊祜罢吏迎宾等事，凸显郡守待士之专诚；尾联转写日常温情，“童仆亦多情”，以细微处见真挚，反衬主宾相得之深。全诗无一谀词，而敬意自生；不着牢骚，而孤高自见，堪称元末遗民诗中投谒之作的清刚典范。

以上为【投王郡守】的评析。

戴良此诗立意高华，不作寒乞语，亦无干禄态，于谦抑中见骨力，在酬应里存风节。首联“已落时人后”看似自贬，实为元末士林普遍心态写照——科举久废，仕进无阶，而戴良本人早岁即以布衣负盛名，所谓“落”者，非才识之落，乃功名之隐；次联以马郑师生之典翻出新境：马融虽曾怠慢郑玄，然终成其师；而诗中“偏重”二字，强调王郡守主动尊贤之诚意，亦暗示诗人已获其学术认同。颈联“悬床”“罢吏”二典并置，一写私邸之敬，一写公堂之礼，由内而外，由静而动，礼数周至而气象雍容。尾联“童仆亦多情”尤为神来之笔：不言郡守如何厚待，而从最卑微者之态度反证宾主情谊之醇厚，深得含蓄隽永之旨。通篇用典精切，无一字虚设，声调清越，气格端凝，堪称元代干谒诗中少见的兼具性情、学问与风骨之作。

以上为【投王郡守】的赏析。

1. 《四库全书总目·九灵山房集提要》：“良诗风格遒上，不染元季绮靡之习，五言尤沉郁顿挫，有建安余韵。”

2. 朱彝尊《明诗综》卷二：“戴良诗如霜天鹤唳，迥出凡响。此投郡守诗，无一谄词，而敬意盎然，足见其立身之严。”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叔能当元季，抗志不仕，虽游诸侯之门，未尝屈节……观其投王郡守诗，‘惟应马南郡，偏重郑康成’，自命甚高，非苟合者。”

4. 《浦阳戴氏宗谱·艺文志》引明代吴从善评：“九灵此诗，以经术自重，以礼法自律，投谒而守士节，盖元之遗民，明之先觉也。”

5. 《元诗选·初集》癸集录此诗，顾嗣立案语：“戴氏以布衣终老，其投献诸作，皆寓忠爱于简淡，非若他家干谒之徒，唯利是图者比。”

以上为【投王郡守】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