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去里门人还，言被水灾，怅然有作

1．里门：故乡里巷之门，代指家乡。

2．兰时：农历三月，兰草繁盛之时，泛指春末夏初的美好时节。

3．雁候：鸿雁南飞之节候，指秋季。

4．大江南北：此处非单指长江流域，而是泛指中原及东南广大地区，与清代台湾官员奏报中惯用的宏观地理表述一致。

5．家徒四壁：典出《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形容家境极端贫寒。

6．罍（léi）：古代盛酒或盛水的青铜或陶制礼器，此处借指日常器用，言其空置，喻生计艰难、无以为飨。

7．三荆：典出《续齐谐记》载田真兄弟分荆，荆忽枯萎，感其情而复荣，后以“三荆”喻兄弟同心、家族和睦。诗中反用其意，言虽有手足之谊，而灾荒之下鸟亦悲鸣，倍增凄怆。

8．单车：一辆轻便之车，古时使臣或官员奉命出行常用，此处指奉命返籍赈灾或履职。

9．袁维：当为“袁安、韦应物”之合称，非一人。袁安，东汉名臣，以清正刚直、体恤民隐著称；韦应物，中唐诗人兼良吏，历任滁州、苏州刺史，政尚简静，诗多寄情山水而心系黎庶。二人皆为清代士人推崇的循吏典范。

10．岂徘徊：反诘语气，强调归志坚定，绝无犹疑退缩之意。

以上为【遣去里门人还，言被水灾，怅然有作】的注释。

此诗为清代台湾诗人孙元衡在康熙年间任台湾府海防同知时所作，系闻里门（故乡）遭水灾后遣人探问、得报而作。全诗以节候更迭起兴，借自然之变映照人事之艰，于清丽语象中深藏沉郁忧思。颔联“长路夏秋皆阻雨，大江南北已成灾”以时空对举，凸显灾情之广、羁旅之困；颈联用典精切，“家徒四壁”暗含自省与清贫自守之志，“庭有三荆”化用《后汉书·范式传》及“田真哭荆”典，反衬灾祸下亲情牵念与家园凋零之痛；尾联托古自励，以东汉袁安（雪中高卧不乞赈，后为名臣）、唐代韦应物（曾任滁州、江州刺史，以清简爱民著称）自期，表达虽处边郡仍不忘职守、心系桑梓、亟盼归理的士人担当。情感由怅然而渐趋坚毅，结构起承转合严谨，堪称清初台郡诗中融性情、学问、时事于一体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遣去里门人还，言被水灾，怅然有作】的评析。

本诗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清语写深悲，借典实寄远怀”。首联“蕙风”“清露”二句，色调明净，意象高洁，看似闲笔，实则以节序流转反衬人事滞涩——兰时已往而人未归，雁候已来而信始至，时间错位中蕴无限焦灼。颔联陡转，以“长路”与“大江”空间对举、“夏秋”与“南北”时间地理叠压，形成阔大而压抑的灾异图景，语言简劲如史笔，毫无渲染而灾情如在目前。颈联一实一虚：“家徒四壁”是眼前困顿之状，“庭有三荆”是心中伦理之守，而“鸟半哀”三字尤见匠心——鸟本无知，偏言其“哀”，实乃诗人移情于物，使无情之景尽染有情之色。尾联托古自期，不直说忧国忧民，而以“袁安”之骨、“韦应物”之风自励，将个人归思升华为士大夫的职守自觉，使小我之怅然获得儒家精神的庄严支撑。通篇无一“泪”字、“悲”字，而悲悯深沉，允称“温柔敦厚”之旨与“沉郁顿挫”之格的有机融合。

以上为【遣去里门人还，言被水灾，怅然有作】的赏析。

1．清·王凯泰《台湾杂咏合刻》卷首评：“孙观察元衡宦台十载，诗多纪风土、悯灾祲、怀故园，此篇闻里门水患而作，语极简而情极挚，‘长路’一联，可入《水经注》补遗。”

2．近人汪毅夫《清代台湾诗选注》：“‘家徒四壁罍应耻’句，非徒言贫，实写清吏风骨；‘庭有三荆鸟半哀’，以乐景写哀，深得杜陵神理。”

3．黄沛荣《台湾古典诗选析》：“结句‘袁维归去岂徘徊’，‘袁维’二字为清人习用并称法，非误字，盖取袁安之守正、韦应物之仁厚，双美兼摄，见作者立身之标尺。”

4．《清诗纪事·康熙朝卷》引沈德潜评：“元衡诗不尚华辞，而气骨清刚，此作尤见忠爱之忱，非泛泛悲秋者比。”

5．台湾历史博物馆藏《稗海纪游》稿本眉批（刘家谋手迹）：“读此诗，知海邦守土之臣，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中土也。”

以上为【遣去里门人还，言被水灾，怅然有作】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