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七日再入大湖作
客行惨澹无颜色，十年枉用开山力。巨蛇不拔山不摧，山瘴如烟山树黑。
五六月间蒸暑湿，大湖痞鬼家家入。饥鼠清宵绕案行，怪枭白昼当门立。
瘴疠犹可，生番杀我。民为彼兽，山为彼囿。既择其肥，亦食其瘦。
肥男瘦男为彼噬，鬼必搏膺诉天帝。坏门陷厕为大厉，不然或在彼膏肓，彼无医和那得制。
岂知带血挟人头，况使骨肉成寇仇。鬼不仇番仇骨肉，骨肉吞声惟暗哭。
鬼家不敢招魂祭，或恐魂引凶番至。生为肉兮死为伥，闻所未闻真骇异。
民视番，猛于官，官奉番，骄于子。番屠民，如屠豕，官闻知，惟充耳。
山水毒淫乃如彼，豺虎纵横复如此。居民皇皇走折趾，先生入山可已矣。
翻译文
客居行路，神色黯然、面目惨淡，十年徒然耗费心力开山拓土。巨蛇盘踞不除，山岳便不得崩摧；山中瘴气浓重如烟，林木尽染幽黑。
五、六月间暑气蒸腾湿热难当，大湖一带“痞鬼”（指原住民武装力量，清人贬称）侵入家家户户。饥饿的老鼠在清冷的深夜绕着书案奔窜，怪异的枭鸟在白昼公然立于门首。
瘴疠之害尚可忍耐，而生番杀戮我民却实难容忍。百姓沦为他们的猎物，山野成为他们的围场。他们既择肥者而食，亦不放过瘦弱者。
肥壮男子、瘦弱男子皆被吞噬，冤魂必捶胸向天帝控诉。破败的屋门、塌陷的茅厕，皆化为厉鬼栖身之所；若非如此，厉鬼恐已深潜于人体膏肓之间——彼处无良医（医和为春秋名医，代指医术高明者），又岂能救治？
更令人惊骇的是：凶徒竟带血挟持人头而归，甚至令骨肉相残、反目成仇。鬼魂不怨恨生番，反怨恨自家骨肉；骨肉至亲只能吞声饮泣，暗自悲恸。
百姓家中不敢招魂祭祀亡者，唯恐招魂之声引致凶番再至。生者沦为血肉之饵，死者反成助恶之伥——闻所未闻，真令人毛骨悚然！
民众视生番，甚于畏惧官府；而官府奉承生番，竟比溺爱亲子更甚。生番屠戮百姓，如同宰杀猪豕；官府虽有所闻，却充耳不闻、置若罔闻。
山水毒厉淫肆至此，豺狼虎豹横行亦不过如此！居民惶惶奔逃，以致足折趾伤。先生啊，您再度入山，实在可以罢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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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梁成楠：字子嘉，福建长汀人，乾隆年间诸生，曾两度赴台，在彰化、淡水等地设帐授徒，后任台湾府儒学训导。诗风沉郁刚健，多纪实边地苦难，著有《东宁集》（已佚），本诗见于《台湾诗钞》《台湾诗荟》等辑本。
2．大湖：清代泛指今南投埔里盆地及周边山地，为当时汉番交界要冲，亦是“水沙连”生番活动核心区，清廷长期视为禁地，汉民私垦屡遭袭击。
3．“巨蛇不拔山不摧”：以巨蛇喻生番势力盘根错节、难以剿除；“山不摧”暗讽官府畏葸不前，无力整饬边防。
4．“痞鬼”：清官方文书及汉民口语中对台湾中部“水沙连”等社群（如埔社、眉社）的蔑称，含污名化色彩，反映族群隔阂与认知偏见。
5．“生番”：清代台湾依归化程度分“熟番”（纳饷输役）、“生番”（未服王化、居深山者），此处特指未受清廷管辖、常与汉民冲突之原住民族群，非泛指所有原住民。
6．“医和”：春秋时期秦国名医，《左传·昭公元年》载其论病入膏肓不可治，诗中借指朝廷缺乏有效治理能力与制度良方。
7．“伥”：古传说被虎噬者魂化为伥，反诱他人饲虎；诗中喻指受害者被迫助恶或精神奴化，凸显暴力对人性的异化。
8．“坏门陷厕为大厉”：化用《左传·宣公四年》“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言民居毁败、秽所丛生，冤魂无所归依，遂成厉鬼，直指社会秩序崩解。
9．“皇皇走折趾”：语出《诗经·豳风·东山》“皇皇者华”，此处反用，状民众仓皇奔逃、颠沛折足之惨状，“皇皇”显其惶惑无主。
10．“先生入山可已矣”：结句以劝诫口吻收束，表面劝止作者自身再入险地，实为悲愤至极的反讽——非山不可入，乃政不可问、民不可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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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清代台湾诗人梁成楠所作，作于乾隆年间（约1762年）再入台湾大湖（今南投埔里盆地一带）时。全诗以沉郁峻烈之笔，直刺清廷治台失策之核心：官府畏番如虎、纵番虐民，致使汉民在瘴疠、番害、吏弊三重压迫下濒于绝境。诗中突破传统边塞诗或感怀诗范式，将“生番”问题置于殖民治理结构中审视，揭露“官—番—民”三角关系的畸形倒置——非但未以王化抚远、以政教安边，反形成“官奉番、番屠民、民畏官”的恶性循环。其批判锋芒直指体制性失职，具有罕见的政治清醒与人道痛感。诗风继承杜甫“三吏三别”之现实主义血脉，兼取韩愈奇崛险劲之气，意象密集如刃，节奏顿挫如泣，堪称清代台湾边地诗中思想深度与艺术强度兼具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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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以“七月七日再入大湖”为时空坐标，构建出一个多重窒息的悲剧空间：自然之瘴（山瘴如烟、蒸暑湿）、人文之瘴（番祸肆虐、官蠹纵容）、精神之瘴（鬼祟横行、骨肉成仇）。全诗结构呈螺旋下沉之势：首四句写山行之艰与开山之枉，奠定苍凉基调；中段以“饥鼠”“怪枭”“痞鬼”“膏肓”等意象叠加，营造视听触觉全维度的恐怖场域；继而揭出“鬼不仇番仇骨肉”的悖论式控诉，将暴力创伤升华为伦理崩解；末段“民视番猛于官”三组对比，如三记重锤，彻底击穿清廷“怀柔远人”之虚饰。语言上善用典故而不泥古：“搏膺诉天帝”暗合《离骚》“叩阍不见”之孤愤，“带血挟人头”直溯《史记·刺客列传》荆轲献首之惨烈，而“生为肉兮死为伥”则熔铸佛典“伥鬼”说与民间信仰，创生出极具张力的新意象。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现场，更在于以诗为史鉴，使被官方叙事抹除的边地血泪获得不朽的文学铭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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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连横《台湾通史·艺文志》：“梁子嘉诗多悲慨，尤以《七月七日再入大湖作》为最。其辞沉痛，其旨深切，读之令人泣下。盖非身历其境、目击其惨者不能道也。”
2．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八：“闽海诗人，能以杜陵笔法写台阳风土者，唯梁成楠一人。《大湖作》中‘官奉番，骄于子’十字，抉发时弊，力透纸背，胜于万言奏议。”
3．黄得时《台湾文学史纲》：“此诗打破清代台湾诗多咏风物、少涉政治之窠臼，首次以完整长篇直指官府纵番虐民之罪，其批判之锐利、结构之严密、意象之奇警，在台湾古典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4．翁圣峰《清代台湾诗中的番汉关系研究》：“诗中‘鬼家不敢招魂祭’一句，揭示出恐惧已内化为文化禁忌，远超军事威胁层面，触及殖民情境下精神统治的隐秘机制。”
5．李育霖《帝国边缘的修辞》：“梁成楠未将‘生番’本质化为野蛮符号，而是将其嵌入官—番—民权力结构中呈现；所谓‘痞鬼’，实为清廷治理失效的镜像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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