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事

1．土尔扈特部：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明末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建立汗国。

2．阿玉奇：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土尔扈特汗，渥巴锡之曾祖父，在位时与清朝保持朝贡关系，多次遣使赴京。

3．渥巴锡：阿玉奇汗曾孙，1771年率部东归的核心领袖，时年27岁，被乾隆封为卓里克图汗。

4．俄罗斯：指沙皇俄国。自17世纪中叶起逐步控制伏尔加河流域，对土尔扈特部强征兵役、限制宗教信仰、干涉汗位继承，致其决意东归。

5．舍楞：渥巴锡堂兄，东归途中因与渥巴锡政见不合一度率部西返，后复来降，乾隆宽宥其罪，授散秩大臣。

6．卫拉：即卫拉特（Oirat），明代称“瓦剌”，清代泛指西部蒙古诸部，包括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

7．海滨：此处非指真正海洋，而是清代对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地带的惯称，源自汉文史籍对“濒海”（近水之地）的泛化表述，实际指里海北岸草原。

8．向化：典出《礼记·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后世指边疆民族仰慕教化、归附中央政权，为清代官方文书常用语。

9．王臣：语出《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乾隆借此宣示主权覆盖全体蒙古部众，具强烈法理意味。

10．颁恩：指乾隆帝对东归部众所颁系列优恤政策，包括划拨牧场（珠勒都斯草原）、赈济粮银、编设盟旗、封授爵职、赐予佛经与佛像等，见《清高宗实录》卷八七五至八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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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为乾隆帝亲撰，作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后，系对伊犁将军所奏事件的御制回应。全诗以高度政治化的笔调，将渥巴锡率部东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纳入“向化—颁恩—怀远—一统”的儒家王道叙事框架中。诗中摒弃猎奇与感喟，重在申明清廷的合法性、包容性与天下秩序观：强调归附出于“明背俄罗斯”的自主选择（非受招诱），凸显清廷“弗受将为盗，俾安皆我民”的治理智慧，并最终落脚于“无一不王臣”的大一统理想。语言简劲庄肃，用典精当，体现乾隆作为帝国君主兼文化领袖的双重身份——既是历史事件的最高裁决者，亦是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阐释者。

以上为【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事】的评析。

此诗虽为御制，却非徒事铺排颂圣之辞，而具鲜明的历史纵深与政治思辨。首联以“昔汗阿玉奇”起笔，溯本追源，将渥巴锡之归附置于百年部族与清廷交往史中，赋予其历史正当性；颔联“明背俄罗斯”三字斩截有力，凸显主体意志，迥异于传统“来归”叙事中隐含的被动色彩；颈联“向化非招致”直破当时朝野或存之疑虑（如是否清廷暗中策反），彰显自信气度；“舍楞逃复返”句看似平实，实则暗含对边疆治理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不苛责反复，而重在“合无辞”的法理包容。尾联“从今蒙古类，无一不王臣”，以《诗经》成句收束，将具体事件升华为王朝秩序的完成式宣告，气象宏阔，余韵沉雄。全诗严守五言古体格律，用词凝练如诏诰，而情理交融，堪称清代御制诗中政论性与文学性结合之典范。

以上为【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事】的赏析。

1．《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卷一百三十二（乾隆三十六年）原题下注：“乙未春，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三万三千户来归，诏授卓里克图汗，赐牧珠勒都斯，命伊犁将军舒赫德驰奏，因赋是诗。”

2．《清史稿·藩部传三》载：“上嘉其诚，曰：‘渥巴锡等……跋涉万里，倾心归顺，甚属可嘉。’”此语与诗中“向化非招致，颁恩应博施”相印证。

3．魏源《圣武记》卷四：“土尔扈特自明末徙俄罗斯，凡七世，历百余年，未尝通中国。至渥巴锡，念先世旧恩，决计东归……举国扶老携幼，越哈萨克、穿戈壁，死伤过半，终抵卡伦。”可证诗中“携孥往海滨”“遂尔弃殊伦”之史实基础。

4．《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四十七载乾隆谕旨：“土尔扈特归顺，实为自古所未有之盛事……宜沛殊恩，俾知朕抚驭中外，一视同仁。”与诗中“俾安皆我民”“无一不王臣”完全呼应。

5．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笔土尔扈特归顺诗》墨迹（乾隆三十六年四月），诗后朱批：“此诗当刊入《御制文初集》，并颁伊犁、乌什各将军衙门张挂，以昭大信。”可见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文本的正式地位。

以上为【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事】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