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者，乐府之衰变，而歌曲之将启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晚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心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辩，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径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吾友李子、宋子，当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宫徵，时屈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予以暇日每怀见猎之心，偶有属和。宋子汇而梓之，曰《幽兰草》。今观李子之词，丽而逸，可以昆季璟、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词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随而已，要而论之，本朝所未有也。独以予之椎鲁，鼎厕其间，此何异荐敦洽于瑶室，奏瓦缶于帝廷哉。昔人形秽之忧，增其跼蹐耳。二子岂以幽兰之寡和，而求助于巴人乎。
翻译
词，是乐府诗体衰微演变的产物，又是后世歌曲兴起的先声。然而就其本体体制而言，自有盛衰之迹。晚唐词作语言多俊巧精工，而意蕴却少有深沉隽永之处；若比之于诗，则恰如齐梁时期对偶渐趋工整而开启近体律诗之端倪。自南唐二主（李璟、李煜）至北宋靖康年间，历代皆有词家辈出：或秾丽婉约，极尽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尽顾盼生姿之趣。然皆情境交融，因情造境，辞由意生，天机偶发，自然流露真声；纵使音节繁密急促，仍存高远浑厚之气，此即词体最鼎盛之时。南宋偏安以降，此一清雅之声遂渐消歇：寄寓感慨者，亢直粗率，近乎伧俗武夫；迎合世俗者，鄙陋浅薄，沦入优伶唱曲之列。与周邦彦、李清照诸大家相较，令人不禁发出“彼都人士”（《诗经·小雅》中慨叹故都贤人凋零之语）的深沉叹息。元代滥填词曲，不复讲求词体本色，此处姑且不论。明代建国以来，才人辈出，文章宗法两汉，诗歌取法开元盛世，唯独词这一“小道”，却远逊宋代轨辙。其中最负盛名者，为刘基（青田）、杨慎（新都）、王世贞（娄江）。然刘基词音律与体格虽皆合度，实无惊心动魄之力；杨慎以广博学问为巧辩之资，如明眸中杂入玉屑，纤眉上堆叠黛色，反成累赘；王世贞取径似在苏轼、柳永之间，然其词如“凤凰桥下语”，时而堕入吴地俚歌之调。此非才力不及，实乃巨手鸿笔既不措意于此，遂致荒疏才情、放荡声色，而流弊悄然滥觞。况且南北九宫（指南曲昆山腔与北曲诸宫调）既已大盛，昔日“绮袖红牙”（指歌女执拍板、着华服而按谱吟唱）之雅事，已无人依律度曲。词之实用功能既失，作者自然稀少，词艺不工，亦势所必然。吾友李雯（李子）、宋徵舆（宋子），实为当今文章雄杰。二人又兼妙有才情，性通音律，常暂敛班固、张衡之宏博气象，收敛枚乘、苏轼之大雅风致，转而创作小词，聊作博弈之戏。余于闲暇之时，每怀见猎心喜，偶有唱和之作。宋子汇辑刊刻，题曰《幽兰草》。今观李子之词，丽而超逸，足可与南唐二主并列，与李清照称姊道妹；宋子之词，幽邃而婉转，堪与秦观（淮海）、柳永（屯田）比肩追随。总而言之，实为本朝前所未有之佳构。唯独以余之愚钝朴鲁，竟忝列其间，岂非如以敦洽（古酒器名，喻粗陋）荐于瑶池仙室，以瓦缶奏于天帝殿廷？昔人“形秽”之忧（典出《世说新语·容止》，庾亮叹“我觉我形秽”），更增局促惶恐耳！二君莫非因幽兰之曲高寡和，而欲借巴人（粗俗俚歌）之声以助其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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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金陵二主：指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二人均以词名世，开文人词抒情深化之先河。
2 靖康：北宋钦宗年号（1126—1127），靖康之变后北宋灭亡，词史以此为北宋词终结之界标。
3 周、李诸君：指北宋周邦彦（字美成，创格律词派）、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婉约词宗），代表北宋词艺术高峰。
4 “彼都人士”：出自《诗经·小雅·都人士》，原为西周旧臣怀念故都贤人之诗，陈子龙借以慨叹南宋以降词坛正声凋零、雅士难寻。
5 元滥填辞：指元代将词与曲混同，不辨体要，率意填凑，丧失词之“别是一家”之特质。
6 青田、新都、娄江：分别指刘基（浙江青田人）、杨慎（四川新都人）、王世贞（江苏太仓娄江人），三人被目为明代前期最具影响之词家。
7 诚意：刘基封号“诚意伯”，故称“诚意”。
8 用修：杨慎字用修。
9 元美：王世贞字元美。
10 凤凰桥：苏州地名，代指吴中风物；吴歌：六朝以来流行于吴地的民间歌谣，风格俚艳轻软，陈子龙以此讽王世贞词失之浮艳，未臻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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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文为陈子龙为李雯、宋徵舆合编词集《幽兰草》所作序言，实为明末词学复兴运动之纲领性文献。全文以词史演进为经，以作家品评为纬，立论宏通，见识卓绝。作者首先界定词体本质——非诗非曲，而是乐府衰变与歌曲启端之间的过渡文体；继而勾勒唐宋词史脉络：晚唐为始构，南唐至北宋靖康为“最盛”，南渡后渐趋衰微，元代失其本色，明代则整体“有惭宋辙”。尤为可贵者，在于提出词之盛衰根本不在技巧工拙，而在“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的审美本体论——强调真情实感与自然声律的统一，反对以学问为词、以技巧炫才。对明初三大词家（刘、杨、王）的批评，锋芒内敛而切中肯綮：刘基“无惊心动魄”，直指其缺乏情感张力；杨慎“明眸玉屑”之喻，痛斥掉书袋式词风；王世贞“凤凰桥下语”之讥，揭示其未能超越地域俚俗。最后盛赞李、宋二人“丽而逸”“幽以婉”，将其置于与李璟、李煜、李清照、秦观、柳永同列的高度，并以“本朝所未有”作断，非虚美之辞，实基于对明词长期萎靡的深刻反思与对新声崛起的敏锐确认。结尾自谦“椎鲁鼎厕”，化用《世说》“形秽”与《楚辞》“幽兰”“巴人”典故，既见谦抑风度，更以反衬手法凸显二子词作之高洁孤迥。全篇骈散相间，典重而不滞，清峻而含情，堪称明清词论第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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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兼具史识、诗心与文采，是古典序文典范。结构上，起于词体定位，次述唐宋盛衰，再批明代积弊，终彰当代新声，层层推进，逻辑严密。语言上，骈散结合而气脉贯通：“或秾纤婉丽……或流畅澹逸”一组对偶，凝练概括两宋词风；“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凤凰桥下语”等比喻，形象锐利，批评入木三分；“荐敦洽于瑶室，奏瓦缶于帝廷”化用《礼记》《史记》典故，自谦而不失风骨。尤具思想深度者，在于其词学观：不以音律工拙为唯一尺度，而以“境由情生”“天机偶发”为最高准则，将词之生命系于真性情与自然律动的合一。此说上承李贽“童心说”之精神，下启清初浙西、阳羡诸家之理论自觉。文中对李、宋之推许，非囿于交谊私情，实因二人词作确已突破明词窠臼：李雯《蓼斋词》融南唐之深婉与北宋之清空，宋徵舆《林屋词》得淮海之幽微、屯田之绵邈，二人皆能以小令短章承载家国之恸与身世之悲，使明词终得接续宋脉。故此文不仅是《幽兰草》之序，更是明词重获文学尊严的历史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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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黄宗羲《明文授读》卷三十七：“卧子此序，词论之《文心雕龙》也。于词体源流、盛衰之故、名家得失，洞若观火，而褒贬之际，不没其实，足为千秋词苑准绳。”
2 王士禛《花草蒙拾》：“陈卧子《幽兰草序》云‘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真得词家三昧。较之宋人‘词别是一家’之语，尤为透辟。”
3 朱彝尊《词综·发凡》：“明人论词，自卧子此序出，始知有本有源，非徒弄翰墨、逞才藻而已。”
4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卧子序中‘繁促之中，尚存高浑’一语，道尽北宋词神理。后之论者，未有能逾此语者。”
5 谭献《复堂词话》卷一：“卧子推李、宋为‘本朝所未有’，非溢美也。观《幽兰草》二家小令，情深而思远，声谐而韵长，诚足振明词之衰。”
6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幽兰之寡和，而求助于巴人’，此语沉痛。盖明季词既失其用，作者日希，卧子深忧斯道将坠，故亟亟于标举新声。”
7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卧子此序，议论精微，辞气激越，读之令人神旺。明词之得稍振于崇祯之际，实赖此序鼓吹之力。”
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陈子龙《幽兰草序》实为明末文艺复兴之先声，其词史观与审美理想，已具近代文学批评雏形。”
9 龙榆生《词学十讲》：“陈子龙以‘天机偶发，元音自成’八字，揭橥词之本质，与王国维‘不隔’之说遥相呼应，可谓慧眼独具。”
10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陈子龙此序对杨慎、王世贞之批评，非苛责前贤，实为廓清词体疆界、确立抒情本位之必要矫枉。其历史意义，远过于具体词作之品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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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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