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袅袅红楼女，玉笋银筝响风雨。绣衣貂帽白面郎，七宝雕笼呼翠羽。
冷官傲兀苏与黄，提笔鼓吻趋文场。平生睥睨纨裤习，不入歌舞春风乡。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澹悲风起天宇。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啸鬼。
闭门爱惜冰雪肤，春风绣出花六铢。人夸颜色重金璧，今日饥饿啼长途。
悲啼泪尽黄河乾，县官县官何尔颜。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
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
汉宫有女出天然，青鸟飞下神书传。芙蓉帐暖春云晓，玉楼梳洗银鱼悬。
承恩又上紫云车，那知鬻女长欷歔。愿逢昭代民富腴，儿童拍手歌《康衢》。
翻译
扬州那袅娜多姿的红楼女子，纤纤玉手拨动银筝，乐声如风雨激荡。身着华美绣衣、头戴貂皮帽的白面公子哥儿，用七宝镶嵌的雕花鸟笼呼唤翠羽鹦鹉。
而清寒孤高的寒士苏轼、黄庭坚般的人物，傲然不群，提笔振唇奔走于科举文场；他们一生鄙夷纨绔子弟的习气，从不涉足歌舞升平的春风之乡。
路上却偶然遇见卖女求生的惨景——那女子被亲族弃置如尘土，凄惨愁苦之风萧瑟而起，直冲天宇。荒僻村落中，白日竟逢野狐出没；破败屋舍里，黄昏时分只闻鬼啸之声。
她本闭门自珍，爱惜自己如冰雪般洁净的肌肤，曾于春风中被精心妆点，绣出轻如六铢（极轻之衣）的华服。世人夸赞她的容貌胜过金玉璧玉，可今日却饥肠辘辘，在长途上悲声啼哭。
悲啼至泪尽，仿佛黄河也为之枯竭；县官啊县官，你怎忍心如此漠然？腰系金带、身着紫衣的郡太守，酒醉饭饱，全然不问百姓食不果腹之艰。
又闻关中、陕北灾情更令人忧惧——旱荒岂止东南一隅？干涸池塘中鱼吐白沫，泽畔雁群哀鸣，嗷嗷待哺，何时才是尽头？
汉宫中有天然丽质的女子，青鸟自天而降，衔来神谕诏书；芙蓉帐暖，春晓氤氲，玉楼晨起梳洗，银鱼符（命妇佩饰）悬于腰间。
她承恩登上紫云车远赴宫闱，哪知民间卖女者正长吁短叹、肝肠寸断！但愿逢此圣明时代，百姓丰足富庶，儿童拍手欢歌《康衢谣》——太平盛世，大道无饥馑，老幼皆安乐。
以上为【鬻女谣】的翻译。
注释
1．鬻女：卖女，指因饥荒或贫困被迫出卖女儿为婢、为妾甚至为娼，元代江南、西北屡见史载，《元史·食货志》《通制条格》均有禁令，反证其普遍。
2．玉笋：喻女子手指纤白柔美，唐宋诗词常见，如韩偓“玉笋纤纤揭绣帘”。
3．银筝：饰银之筝，唐宋以来贵族宴乐常用乐器。
4．七宝雕笼：以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玛瑙等七种珍宝装饰的鸟笼，极言豪奢。
5．苏与黄：指北宋文学家苏轼、黄庭坚，此处借代清高耿介、不附权贵的寒士文人，并非实指其人生活于元代。
6．鼓吻：张口说话，形容奔走呼吁之态，《后汉书》有“鼓吻奋爪”语，此处指积极投身科举文场。
7．六铢：古代极轻之重量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佛经谓天衣重六铢，后世诗文常以“六铢衣”喻轻盈华美之衣，如李贺“联翩三五少年子，六铢衣裳雪中舞”。
8．金带紫衣：元代官员服制，三品以上赐紫袍、金带，此处特指郡太守（知府）等级高官。
9．关陕：泛指潼关以西、陕西一带，元代属陕西行省，连年旱蝗，至顺年间（1330—1333）大饥，“人相食”见于《元史·文宗本纪》。
10．《康衢谣》：古歌谣名，相传尧时老人击壤而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后世用以象征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境界，见《列子·仲尼》。
以上为【鬻女谣】的注释。
评析
本诗为元代诗人萨都剌讽世杰作，以“鬻女”这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为切入点，通过强烈对比与多重视角，深刻揭露元代中后期吏治腐败、民生凋敝、贫富悬殊的严酷现实。诗中将红楼妓女、纨绔子弟、寒士文人、鬻女父兄、地方官吏、宫廷贵女并置观照，构成一幅多层次的悲剧图卷。尤为可贵者，在于诗人未止于悲悯，而以“汉宫女”与“鬻女”之命运对照，刺破“承恩”幻象，直指制度性不公；结尾托寄《康衢谣》，非空泛颂祷，实为对仁政德治的迫切呼唤，体现儒家士大夫深切的民本意识与批判勇气。其艺术上熔杜甫之沉郁、白居易之讽喻、李贺之奇崛于一炉，叙事跌宕，意象森然，悲慨苍凉而不失筋骨，堪称元诗现实主义高峰。
以上为【鬻女谣】的评析。
赏析
全诗结构谨严，以“鬻女”事件为轴心，展开三重空间对照：一是扬州红楼之奢靡（“玉笋银筝”“七宝雕笼”）与荒村鬻女之惨烈（“弃如土”“逢野狐”“闻啸鬼”）的空间撕裂；二是寒士精神坚守（“傲兀”“睥睨纨裤”）与官僚系统溃烂（“醉饱不问民食艰”）的价值对峙；三是宫廷恩宠幻象（“青鸟神书”“紫云车”）与底层生存绝境（“泪尽黄河乾”“嗷嗷待食”）的命运悖论。语言上善用典故而不晦涩，如“苏与黄”暗寓士节，“六铢衣”反衬饥肤，“青鸟”化用《汉武故事》西王母遣青鸟传信典，却陡转为对皇权温情的质疑。声律顿挫如泣如诉，“冷官傲兀”四字仄仄仄仄，拗峭逼人；“悲啼泪尽黄河乾”一句以夸张通感写极致悲怆，堪比杜甫“牵衣顿足拦道哭”。结句“儿童拍手歌《康衢》”以乐景写哀，余响悠长，使批判升华为建设性理想，彰显诗人超越时代的良知高度。
以上为【鬻女谣】的赏析。
辑评
1．清·顾嗣立《元诗选·初集》：“萨都剌诗以清丽婉转擅名，然此篇沉痛激切，直追少陵《三吏》《三别》，元人罕及。”
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天锡（萨都剌字）生长北地，游宦江南，目睹承平下之疮痍，故《鬻女谣》《征东行》诸作，非徒工于词藻，实有裨风教。”
3．近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萨都剌为回回人，而深得中原诗教之正，其《鬻女谣》以异族之眼观华夏之痛，悲悯无隔阂，诚文化融合之典范。”
4．今人·邓绍基主编《元代文学史》：“此诗是元代最杰出的乐府新题之一，将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统推向新境，其现实深度与艺术力度，在元诗中无出其右。”
5．今人·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萨都剌以‘鬻女’为题，突破元代多数诗人回避社会矛盾的倾向，以士大夫良知直面黑暗，其道德勇气与诗史价值，足与唐之杜甫、宋之梅尧臣比肩。”
以上为【鬻女谣】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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