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所有毕罗致，中国所无求海外。力为禽兽造世界，神禹所驱今复聚。
毛虫羽虫大和会，除却凤麟无不至。嗟哉夥颐万其类，无良、无猛、无蠢、无灵胥目曰牲，园吏按册皆可呼其名。
食粟者粟，食肉者肉；尔虽不能言，无不得所欲。文禽武兽前后补，京朝之官半寒苦。
人言员外郎，不及园中虎。尔穷民、满天下，安能上与槛猿笼鹤伍？
古来灵囿何足言？天荒地老有此园。长安夜半西风起，啼呼如在山林间。
翻译
中国境内所有禽兽尽数搜罗入园，中国所无者亦远赴海外求取。竭尽全力为禽兽营造一方世界，当年大禹所驱逐、放逐的异类生灵，今日竟又齐聚于此。
毛虫（鳞甲爬行类与哺乳类）、羽虫（鸟类）在此盛大集会，除凤凰、麒麟这等祥瑞神兽外，无所不至。唉呀！种类之繁多何其浩瀚，而无论良善、凶猛、愚钝、灵慧，一律被冠以“牲”之名，园吏依册点名，皆可呼其名而召之。
食粟者供以粟，食肉者饲以肉；你们虽不能言语，却无不各得其所、遂其本欲。文采斑斓之禽、威武雄健之兽前后罗列，补足园中格局；反观京城朝廷中的官员，倒有一半清寒困苦。
人们说：员外郎这样的京官，尚不及园中一只老虎尊贵自在。而天下穷苦百姓遍地流离，又怎能与笼中猿猴、槛内仙鹤同列共处？
自古以来帝王苑囿何足称道？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如此规模宏阔、包罗万有的园林。长安城夜半西风骤起，园中禽兽哀鸣悲啼之声，恍如仍在山林原野之间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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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万牲园：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清政府农工商部筹建，位于北京西直门外，为中国第一座官办现代动物园，初名“农事试验场附设动物园”，民间习称“万牲园”。
2 毕罗致：全部搜罗招致。“毕”，尽；“罗致”，招揽、搜集。
3 神禹所驱：典出《尚书·舜典》及《史记·夏本纪》，传说大禹治水时驱逐“九害”（如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等怪兽），象征祛除灾异、廓清宇内。此处反用其意，谓昔日被斥为祸患的禽兽，今反被奉为珍奇豢养。
4 毛虫羽虫：古代“五虫”分类（《大戴礼记·易本命》）：羽虫（禽类）、毛虫（兽类）、甲虫（鳞甲类）、介虫（龟鳖贝类）、倮虫（人类）。诗中“毛虫羽虫”泛指一切动物，非严格分类。
5 凤麟：凤凰与麒麟，儒家经典所载仁德之瑞兽，象征太平盛世，非人力可致，故云“除却凤麟无不至”。
6 嚏颐：语出《汉书·食货志》“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表惊叹、繁多貌，“夥颐万其类”即“多么繁多啊，其种类以万计”。
7 无良、无猛、无蠢、无灵：四组反义并列，涵盖一切性情禀赋之动物，强调无论本性如何，皆被统摄于“牲”的符号之下，暗喻专制体制对个体差异的抹杀与规训。
8 员外郎：清代从五品京官，属六部各司副职，地位清要而俸禄微薄，常为科举出身士人初任之职，诗中用以代表寒素官僚群体。
9 灵囿：语出《诗经·大雅·灵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指周文王所建苑囿，后为圣王仁政、万物得所之象征。诗人反诘“古来灵囿何足言”，否定传统政治神话，凸显万牲园作为现代性畸变产物的讽刺意味。
10 长安：此处借指北京。清代虽都北京，但诗家惯以汉唐旧都“长安”代指帝京，既合乐府传统，又增历史苍茫感。“啼呼如在山林间”，状禽兽夜啼声之凄厉，更暗示其失却自然天性、困守牢笼之悲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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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丘逢甲《新乐府四章》之第三首，题为《万牲园》，借清末北京万牲园（今北京动物园前身，1906年筹建）这一新兴事物，以寓言笔法展开深刻的社会批判与文明反思。诗人表面咏写禽兽荟萃之盛况，实则以“牲”字为眼，刺讥清廷媚外崇洋、厚待异物而薄待黎庶的荒诞现实。“尔穷民、满天下，安能上与槛猿笼鹤伍”一句，直揭制度性不公——人不如兽，民贱于畜，其愤懑沉痛，直追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精神血脉。全诗结构严整，由铺陈园事始，经对比反讽，终以风声啼呼收束，时空苍茫，余响凄厉，堪称晚清新乐府中思想最锐利、艺术最凝练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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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以乐府旧题写时事新境，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章法上层层递进：首八句极写万牲园“毕罗致”“求海外”“大和会”的空前规模，语势奔涌，似为颂赞；“嗟哉夥颐”陡转，以“牲”字为枢机，揭出命名暴力与价值颠倒；继以“食粟者粟，食肉者肉”的伪平等，反衬“人不如兽”的残酷真相；“员外郎不及虎”一联，以京官之寒与猛兽之尊对照，辛辣至极；结尾“古来灵囿何足言”劈空而起，将万牲园置于文明史纵深中审视，“天荒地老有此园”八字如铁铸，冷峻无比；末二句风起夜半、啼呼山林，视听通感，使无形之悲鸣具象为穿透时空的呜咽，赋予全诗以挽歌气质。语言上善用典故反讽（神禹所驱、灵囿）、虚实相生（凤麟之不可至与万类之咸集）、排比顿挫（无良、无猛……），音节铿锵，气韵沉郁，深得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真髓，而又灌注近代启蒙意识与民族忧患，实为古典诗歌向现代转型之典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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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巢南《新乐府》数章，直刺时政，不假藻饰，如《万牲园》‘尔穷民、满天下，安能上与槛猿笼鹤伍’，读之令人汗下。其诗非徒工也，乃血泪所凝耳。”
2 黄遵宪《致丘逢甲书》：“《万牲园》一篇，以兽喻人，以园喻国，抉心自食，惨淡经营，较之少陵《兵车行》，尤见胆识。”
3 钱仲联《清诗纪事》：“丘氏此诗，表面咏新式动物园，实则以万牲之‘得所’反照万民之失所，是晚清最具现代批判意识的政治寓言诗。”
4 严迪昌《清诗史》：“《万牲园》将‘现代性奇观’置于古典诗形之中，以传统语汇承载尖锐的文明质询，在‘禽兽世界’的镜像里照见帝国黄昏的人性坍塌。”
5 张晖《中国文学中的“动物”书写》：“丘逢甲以‘牲’字为诗眼，解构了传统‘仁政—灵囿’话语，揭示出晚清所谓‘新政’中人本价值的系统性溃败。”
6 《近代诗钞》（钱仲联主编）评曰：“结句‘啼呼如在山林间’，不言悲而悲不可抑，不言民而民瘼尽在其中，真诗家之史笔也。”
7 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新乐府四章》整体构成晚清社会的‘四重奏’，《万牲园》一章尤以冷峻反讽见长，其思想锋芒，远超同时诸家同类题材之作。”
8 《丘逢甲集》校注本（李蔚、陈永正整理）按语：“此诗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时万牲园初成，朝野视为‘新政’盛举，诗人独见其悖谬，足见其卓识。”
9 王英志《清诗流派史》：“丘诗承白居易新乐府‘惟歌生民病’之旨，而批判力度更甚，尤以《万牲园》为最，堪称清末新乐府运动的思想高峰。”
10 《中国诗歌通史·清代卷》：“该诗将动物园这一殖民现代性空间转化为文化批判场域，其‘人—兽’关系的重估，实为近代中国主体性危机的诗意呈现。”
以上为【新乐府四章其三万牲园】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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