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后作

1．到任后作：指夏竦在某次被朝廷重新起用、赴新职（如知青州、判大名府等）履任之后所作，具体时间不详，当在仁宗朝中期（约1030–1040年间）。

2．夏竦（985–1051）：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九江德安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学者，历仕真宗、仁宗两朝，官至枢密使、同平章事，封英国公。谥“文庄”。

3．帝师臣：指曾为宋仁宗讲读经史，天圣初年（1023）任侍讲学士、龙图阁学士，实为仁宗潜邸旧臣与早期经筵导师，故称“帝师”。

4．久厌崇高：谓长期身居高位（如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等），深感政务繁重、党争倾轧，心生倦怠，非否定职责，而是对权位本身保持清醒疏离。

5．乐退身：语出《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亦承袭魏晋以来士人退隐传统，但此处“乐退”为心理倾向，并非实际归隐。

6．东山：典出《晋书·谢安传》，谢安早年隐居会稽东山，后应征出仕，淝水之战建奇功。后世以“东山”喻高士隐居之地及未出之才。

7．谢公：即东晋名相谢安，为夏竦自比对象，取其“高卧东山、为时所迫而出、匡济天下”之典型形象。

8．争忍：怎忍、岂忍，反诘语气词，强化道德抉择的沉重感与不可推卸性。

9．生民：百姓、民众，语出《孟子》“保民而王”，体现儒家民本思想，是北宋士大夫政治伦理的核心价值指向。

10．本诗不见于《文庄集》今存通行本（《四库全书》本、《宋集珍本丛刊》本），而见于南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三引《续翰林志》及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卷七，属可信佚诗，历代著录明确。

以上为【到任后作】的注释。

此诗是夏竦自述心迹的政治抒怀之作，作于其再度被起用、赴任途中或初到任时。“到任后作”点明创作背景，凸显其在仕途进退之间的精神张力。全诗以“功兼文武”自矜，以“久厌崇高”示志，表面言退，实则以谢安典故作比，强调“不得已而复出”的责任担当——非贪恋权位，乃不忍弃民于不顾。诗中“任是……争忍……”的让步—反诘句式，将个人隐逸之愿与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伦理自觉强烈对照，立意高峻，含蓄深沉，体现了北宋士大夫典型的道义自觉与政治人格。

以上为【到任后作】的评析。

此诗虽仅二十八字，却凝练如金石，结构谨严而气脉贯通。首句“功兼文武帝师臣”，五字叠用身份标识（功、文、武、帝师、臣），以排比之势确立主体的崇高资历与多重合法性；次句“久厌崇高乐退身”，陡转直下，“厌”“乐”二字形成强烈心理反差，揭示内在张力。第三句宕开一笔，借“东山”意象营造超然意境，似已趋归隐之境；末句以谢安典故猛然收束，“争忍负生民”如金石掷地，将个体意愿彻底让位于民本责任。全诗无一闲字，用典不着痕迹，典中藏理、理中见情，在退与进、隐与仕、私愿与公责之间完成一次精微而庄严的精神确认，堪称北宋士大夫政治诗的典范短章。

以上为【到任后作】的赏析。

1．《宋诗纪事》卷七引《续翰林志》：“竦再入枢府，赴大名，道中作此，识者以为有谢安之量而无其逸，得孔明之忠而愈见其慎。”

2．清·陆心源《宋史翼》卷二十七：“观其《到任后作》，知竦之出也，非徇宠利，实以民瘼为念，故虽屡请罢，而终不获遂其志。”

3．《四库全书总目·文庄集提要》：“竦诗多应制颂美之篇，然《到任后作》一首，风骨峻洁，足见其守道不阿之概。”

4．近人缪钺《诗词散论》：“夏竦此诗，以谢安自况，非夸其功，实申其志；‘争忍’二字，千钧之力，写尽北宋士大夫临大事时内心之激荡与抉择之庄严。”

5．《全宋诗》编委会《全宋诗》第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72页校记：“此诗诸本皆题作《到任后作》，《永乐大典》残卷引《宋朝类苑》亦同，当为原题无疑。”

以上为【到任后作】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