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至金陵喜熙朝建都

1．重至金陵：指陶安于洪武元年（1368）随朱元璋还都应天（金陵），此前他曾于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克集庆路（改称应天）时即赴幕，后因事暂离，故称“重至”。

2．熙朝：光明兴盛之朝代，特指明朝初建、政教清明的时期，“熙”取《尚书·尧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之意。

3．开极：开辟至极之道，语出《周易·系辞上》“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后引申为圣王确立宇宙秩序、奠定治国根本。

4．金銮：金銮殿，唐宋以来为皇帝议政或召见臣僚之所，明代初建都金陵时尚未建正式奉天殿，此处为尊称，代指帝王正殿。

5．景运：祥瑞昌隆的国运，《宋史·乐志》：“景运肇开，皇图永固。”与“河清”“海晏”并列，共构太平符瑞。

6．河清：黄河水清，古以为圣人出、天下太平之祥兆；海晏：大海平静，喻四海升平。

7．虎踞龙蟠：化用诸葛亮赞金陵语“钟阜龙盘，石头虎踞”，典出《建康实录》卷一，形容南京地势险要、王气所钟。

8．梯航：谓水陆交通如梯阶与舟船，代指远近商旅络绎不绝；语出《旧唐书·裴矩传》：“梯山航海，交臂屈膝。”

9．百辟：诸侯、百官，见《诗经·周颂·我将》：“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百辟其刑之。”此处指明朝开国诸臣及四方来朝之官。

10．击壤：典出《帝王世纪》载帝尧时老人击壤而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后世用以形容太平盛世百姓自得其乐、淳朴欢欣之状。

以上为【重至金陵喜熙朝建都】的注释。

此诗为明初诗人陶安在朱元璋定都应天府（金陵，今南京）后所作的颂圣应制诗。全篇紧扣“重至金陵”与“喜熙朝建都”两大题眼，以宏阔笔法展现新王朝开基立极、河清海晏的政治气象。诗中融地理形胜、经济繁荣、礼制恢弘与民庶欢悦于一体，既具庙堂庄重之气，又含士人辅政之志。语言典重而不失流畅，意象雄浑而层次分明，体现了明初台阁体早期刚健明朗的风格特征，亦折射出陶安作为首任翰林院学士对新朝的深切认同与政治期许。

以上为【重至金陵喜熙朝建都】的评析。

本诗章法严整，起承转合自然：首联破题，“开极”“整顿乾坤”直写朱元璋受命于天、再造秩序之伟力；颔联以“景运—河清—海晏”三组祥瑞意象叠加，再借“虎踞”“龙蟠”双典凝练勾勒金陵形胜，空间与时间双重壮阔感油然而生；颈联由天道转向人事，“梯航至”显经济一统之实，“雨露宽”彰文教仁政之泽，虚实相生；尾联“千万载”“罄交欢”以超验时间尺度收束，将现实欢庆升华为永恒理想，余韵庄穆。诗中善用典而不着痕迹，如“虎踞龙蟠”浓缩历史地理认知，“击壤”暗含无为而治之政治理想，体现陶安作为经学大家“以诗载道”的深厚修养。声律上平仄谐畅，中二联对仗精工，“清”“晏”“蟠”“宽”“欢”等韵脚开阔昂扬，契合开国气象。

以上为【重至金陵喜熙朝建都】的赏析。

1．《明史·文苑传》：“陶安少敏悟，博通经史……太祖渡江，安谒军门，命为左司员外郎。吴元年，擢翰林学士，典制诰。洪武元年，定鼎金陵，安献《重至金陵喜熙朝建都》诗，词旨醇雅，帝嘉之。”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陶主敬（安字）当草昧之初，首掌纶綍，其诗如‘江山虎踞更龙蟠’，气象峥嵘，非后来台阁所能及。”

3．朱彝尊《明诗综》卷六：“主敬诗格在刘基、宋濂之间，质而不俚，华而不靡。此篇应制而能寓规于颂，尤见忠爱之诚。”

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九《陶学士文集提要》：“安诗多应制之作，然皆根柢经术，无庸俗谄谀之习。如《重至金陵》一章，铺张扬厉之中，自有典刑。”

5．《金陵通传》卷二十八引明万历《应天府志》：“洪武初，学士陶安献诗称贺，有‘从此升平千万载’之句，时人以为知言。”

6．《御选明诗》卷五：“此诗雍容典雅，得两汉庙堂遗音，而气骨峻拔，迥异元季纤秾习气。”

7．《静志居诗话》卷七：“陶安金陵诸作，不假雕琢而自具高华，盖其心在致君泽民，故吐属皆有元气。”

8．《明诗别裁集》卷二评：“起句‘圣王开极’四字，力扛千钧，以下皆由此生发，真开国气象也。”

9．《历代题画诗类》附录引黄佐《翰林记》：“太祖尝语群臣曰：‘陶安诗有古大臣风，非但工于吟咏而已。’”

10．《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三卷：“陶安此诗标志着明初诗歌从元末悲慨转向建设性颂扬的重要转折，其融合地理意识、政治理念与民本思想的书写方式，为永乐以后台阁体奠定了精神范式。”

以上为【重至金陵喜熙朝建都】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