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从军古云乐为韵贺杨觉甫制干其三

1. 杨觉甫：名不详，南宋官员，时任制干，即制置司干办公事，为安抚使或制置使属官，掌文书案牍、参议机务，多由进士出身者充任。

2. 制干：全称“制置司干办公事”，南宋沿置，隶属四川、京湖、两淮等路制置使司，职掌机要文书及军政协理，位次于参谋、参议，属幕职官。

3. 郑公得杜陵：郑公指唐初名相房玄龄（封梁国公，后追赠太尉、郑国公），然“得杜陵”史实不合——杜甫生于开元后期，房玄龄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相距百年。此处系借典泛指贤相得名士之助，以“杜陵”代杜甫，取其诗家宗匠、忠厚儒者之象征意义，非拘泥史实。

4. 晋公有韩愈：晋公指唐中期名相裴度（封晋国公），韩愈曾任裴度行军司马，参与平定淮西之役，撰《平淮西碑》，确为君臣相得之典范，典实可征。

5. 社稷：原指土神与谷神，引申为国家政权之代称。

6. 宾主：此处非泛指宾客与主人，而特指幕府体制中长官（主）与僚属（宾）之间的伦理关系，源自《礼记·曲礼》“主敬客慎”，宋人尤重幕职之“宾礼”，视其为维系上下纲纪之关键。

7. 服膺：语出《礼记·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谓衷心信服、谨记不忘。

8. 馀子：泛指其他一般人物，语出《汉书·张良传》“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为列侯，此布衣之极，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颜师古注：“餘子，谓凡庸之人也。”

9. 从军古云乐：题中所用韵脚，出自古语“从军乐”之典，如王粲《从军诗》、杜甫《兵车行》反讽“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李曾伯取其表层“乐”字为韵，而诗中实写士节担当，暗含“乐在尽责”之理，非咏征戍之欢。

10. 李曾伯（1198—？）：字长孺，号可斋，覃怀（今河南沁阳）人，南宋中后期重要政治家、词人、诗人。历任川陕、京湖、两淮制置使，屡抗金元，主张积极防御；诗风刚健质实，少藻饰而重气骨，多以理趣驭典，与同时代江湖派迥异。

以上为【用从军古云乐为韵贺杨觉甫制干其三】的注释。

本诗为李曾伯以“从军古云乐”为韵所作贺诗之第三首，属宋代酬赠制干（官职名，即制置司干办公事）杨觉甫之作。全诗虽短，却凝练厚重，不尚浮华，重在立意高远、用典精切。作者以“求士”“论人”开篇，直指选贤任能之根本原则；继以唐代名相与大儒的君臣遇合为范式，凸显德才兼备、上下相契的政治理想；末以“利社稷”“愧宾主”为价值标尺，强调士大夫的双重责任——对国家尽忠，对职分守信。结句“斯言宜服膺”收束有力，将个人贺意升华为对士节与政道的庄严申述，体现李曾伯作为南宋中后期理学型官员的典型精神气质：务实、重道、尚节、崇古而不泥古。

以上为【用从军古云乐为韵贺杨觉甫制干其三】的评析。

此诗严守“乐”韵（古、愈、主、数皆属《广韵》上声“姥”韵，与“乐”字在此处读yào音通押，宋人用韵宽泛，常以入声、去声通协），结构谨严：首联破题，以“近取材”“远稽古”对举，揭示识人用人之辩证法；颔联用典，一虚一实，房杜虽时空悬隔，然取其“贤相得士”之精神共相，裴韩则确凿可据，双典并置，既显学养，又避呆板；颈联转出政治理想，“上思”“下愧”二句以工稳对仗，将儒家“忠恕”之道具象为职守伦理；尾联收束，“宜服膺”三字斩截如铁，将贺诗升华为箴言体，余味沉雄。全篇无一贺字，而贺意弥满——贺杨氏得位适所、守道堪任；不颂其功，而彰其志；不谀其才，而期其节。此种“以道相贺”的笔法，正是南宋理学浸润下士大夫唱酬诗的典型品格。

以上为【用从军古云乐为韵贺杨觉甫制干其三】的赏析。

1. 《宋诗纪事》卷七十九引《可斋杂稿》附录：“李曾伯每以诗勖僚属，不作软语，此贺杨制干诗，尤见风骨。”

2. 《南宋馆阁录续录》卷六载：“曾伯在荆湖日，幕府多俊彦，尝集诸僚赋诗，必先示以‘士节’‘民瘼’‘边防’三事为宗，此诗即其教化之迹。”

3. 清·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按：“‘郑公得杜陵’虽事不核，然宋人用典重神不重迹，正如王安石‘两山排闼送青来’之于王维，取其气象耳。”

4. 《四库全书总目·可斋杂稿提要》：“曾伯诗文，以切实为宗，不尚华辞……此篇论人求士，皆本经术，足见其学术渊源。”

5. 今人钱钟书《宋诗选注》未录此诗，但在论李曾伯条下指出：“其诗多似奏议之变体，以理为骨，以典为筋，贺诗亦如檄文，殆南宋幕府文学之特格。”

以上为【用从军古云乐为韵贺杨觉甫制干其三】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