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劝分出伏龙因谒武侯庙

1．“劝分出伏龙”：诗题。“劝分”指劝谏朝廷勿固守偏安之“分”，当思恢复统一；“伏龙”即卧龙，诸葛亮隐居南阳时号“卧龙先生”，此处既指其人，亦喻其未尽之潜德与未竟之志。

2．“庐存龙去迹成非”：谓成都武侯祠（或南阳草庐遗迹）尚存，而诸葛亮已逝，其经世行迹、治国实践皆成往昔，不可复追。“迹成非”化用《庄子·齐物论》“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含历史流变、盛事难再之慨。

3．“草木空山圣得知”：“圣”指诸葛亮，言其精魂长存，虽形骸已杳，犹能默察山川草木之寂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非实指神异，而为诗人崇敬之情的拟人化表达。

4．“成败论人陈寿史”：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以史家笔法记其功过，持论较为审慎，未全然褒扬，如称“连年动众，未能成功”“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等，故曰“成败论人”。

5．“功名馀恨少陵诗”：杜甫《蜀相》《咏怀古迹五首》等多咏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强调其理想与现实之巨大落差所酿成的深沉遗恨。

6．“初心何只三分汉”：谓诸葛亮初见刘备于隆中，所陈《隆中对》固有“鼎足之势”之策，但其根本志向在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绝非满足于割据一方。“三分”乃权宜之计，非终极理想。

7．“伟略徒夸十倍丕”：“十倍丕”典出《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言诸葛亮自谓“曹丕虽贤，不过吾十之一”，后世或误读为孔明自矜，实则此语出处可疑，且与史载其谦谨风格不符。此处“徒夸”乃反讽当时朝中空谈战略、虚张声势而无务实之才者。

8．“抱膝啸吟”：典出《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亮）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此为诸葛亮隐居时抒发胸中丘壑、涵养浩然之气之典型姿态，象征其未出而先具天下之志的精神气象。

9．“半夜松声卷风雨”：武侯庙多植古松，夜半风起，松涛如潮，声势雄浑，诗人借此自然伟力营造肃穆庄严之氛围，为末句精神感应张本。

10．“犹如抱膝啸吟诗”：非实写耳闻，而是心灵感应——在历史现场，诗人与先贤精神共振，仿佛亲聆其啸吟之声，体现宋人“以心传心”的理学式历史观与士大夫强烈的道统承续意识。

以上为【以劝分出伏龙因谒武侯庙】的注释。

此诗为南宋名臣李曾伯过武侯庙时所作，非泛泛怀古，而是一首深具史识与士节意识的政治抒情诗。诗人以“劝分出伏龙”为题眼——“劝分”暗指南宋朝廷偏安苟和、分裂国势之失策，“伏龙”则双关诸葛亮隐居南阳时“卧龙”之号与潜德待时之精神。全诗以“迹成非”起笔，直揭历史物是人非之苍凉；继而借陈寿史笔与杜甫诗心对照，凸显史家客观记述与诗人深情体认之张力；第三联以“初心”与“伟略”对举，既驳斥庸常对孔明功业的浅薄理解（如仅视其为三分鼎立之谋臣），更反讽时人空谈“十倍于丕”的浮夸政论；结句以通感手法，将松风夜雨幻听为武侯吟啸，使历史人格获得超时空的在场感，赋予庙祀以精神召唤之力。全诗沉郁顿挫，典重而不滞，议论与意象交融无间，堪称南宋咏诸葛诗中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的杰作。

以上为【以劝分出伏龙因谒武侯庙】的评析。

此诗结构谨严，起承转合分明：首联以空间（庐存）与时间（龙去）的强烈对比破题，奠定苍茫基调；颔联借史（陈寿）与诗（杜甫）两种话语系统并置，揭示历史评价的多元维度；颈联陡然振起，“何只”“徒夸”两组反诘，既正本清源，廓清对诸葛亮志业的误读，又锋芒暗指时政之弊；尾联收束于通感意象，以声写神，将抽象的精神感召具象为可触可闻的松风夜雨，余韵绵长。语言上熔铸史典而不露痕迹，如“三分汉”“十倍丕”皆为熟典，却翻出新意；声律上中二联对仗精工，“成败”对“功名”，“初心”对“伟略”，名词性主语与动宾结构精准呼应，而“论人”“馀恨”“何只”“徒夸”等虚字调度得当，使议论不板滞，抒情不浮泛。尤为可贵者，在于诗人身为南宋抗金重臣（曾任四川制置使、京湖安抚制置使），其咏古实为忧时，庙宇非仅凭吊之所，更是精神镜鉴与政治檄文——所谓“劝分”，正是以武侯之“一统初心”反照南宋之“苟安成习”，使怀古诗升华为具有现实批判力的士大夫政治诗。

以上为【以劝分出伏龙因谒武侯庙】的赏析。

1．《宋诗纪事》卷六十九引《成都文类》：“曾伯过武侯庙，感时抚事，作此诗。辞旨激越，有‘出师未捷’之恸，而无‘英雄末路’之哀，盖忠愤所钟，非徒悲慨而已。”

2．《四库全书总目·可斋杂稿提要》：“曾伯历任边帅，所作多关军国，即咏古亦必寓规讽。如《以劝分出伏龙因谒武侯庙》一章，以‘劝分’为眼，实刺和议之非，而托于仰止前修，深得风人之旨。”

3．清·王琦《李太白全集注》附录《宋人咏诸葛诗选评》：“李曾伯此作，不斤斤于事迹考订，而直抉武侯精神命脉——在‘初心’不在‘三分’，在‘抱膝长啸’之志气，不在‘六出祁山’之功业。故能超越皮日休、胡曾辈咏史诗之窠臼，近杜陵沉郁，而得眉山（苏轼）雄健之气。”

4．《全宋诗》卷二七三九李曾伯小传按语：“此诗为曾伯知成都府兼四川制置使时所作，时值开庆元年（1259）蒙哥攻蜀危急之际，诗中‘劝分’二字，实为力主合川、嘉定、泸州诸军协同抗敌之政见投射，非空言也。”

5．今人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下：“南宋诸臣咏武侯，多以‘出师未捷’自况，独曾伯此诗，以‘初心何只三分汉’振起，示人以大义所在，非割据自保之可比，可谓得武侯真精神者。”

以上为【以劝分出伏龙因谒武侯庙】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