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歌
辛丑二年驾黄龙，抚摩河伯鞭驱风。朝发夕至见铜鼓，铜鼓簴县神上宫。
初见殊形胆若怯，跂翼古异心推崇。传自马援伐蛮方，得此交趾夷甸中。
刻列星辰及牛女，魑魅魍魉无能逢。丹翠金石杂其状，恍惚太上鬼斧工。
更凿龟螭踞其背，一阴一阳立雌雄。父老相传国初时，击之声震千里洪。
水旱灾祲告海若，伐鼓鼓响神来宗。至此正统北狩年，萧养作逆据大东。
僭王改号侮诸夏，欲取两鼓归贼中。百神奋怒不肯与，贼窃其一归艨艟。
风雨雷电海水黑，此鼓跃入溟蒙空。以后击雌雄辄应，离别凄惨难为容。
迩来好事铸其匹，钜细新故岂等同。近闻儋耳之间山崩裂，流沙激出铜鼓公。
体制尺寸恰相类，民欲归神贪天功。相君有力夺异贝，袭诸记室深房栊。
俗人耳食未尽信，怀古感慨思其踪。昌黎石鼓子瞻和，前后两歌歌鏦鏦。
方生歌此分鼎足，不负神天魂梦通。
翻译文
辛丑二年（明正统六年，1441年），天子乘黄龙之驾巡狩四方，抚慰河伯、驱策风云。清晨出发，傍晚即至，亲见铜鼓陈列于神庙高堂之上。初睹其形制奇古，令人胆怯心悸；然其展翼欲飞之态、古奥殊绝之貌，又使人肃然起敬、衷心推崇。相传此鼓源自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蛮地，自交趾（今越南北部）夷甸之地得之。鼓面镌刻星辰与牛女二宿，邪祟魍魉一见即避，不敢近前。丹砂、翠羽、金石诸色错杂其间，恍若太上老君亲运鬼斧神工所造。更于鼓背凿出龟螭蟠踞之象，一阴一阳，分立雌雄，俨然成对。父老相传：国朝开基之初，击鼓之声可震千里，洪亮如雷。每逢水旱灾异，百姓便告祭海神，击鼓以通神明，鼓声一响，百神来集，受享崇奉。至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狩”——即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之年，海盗萧养聚众作乱，盘踞广州大东山一带，僭称王号，蔑视华夏正统，企图强夺两面铜鼓充作伪朝礼器。百神震怒，坚拒不从；贼人只得窃走其中一面，载于战船（艨艟）而去。霎时风雨骤至、雷电交加、海水尽墨，所窃铜鼓竟跃入苍茫大海，杳然无踪。自此以后，仅存雌鼓，击之则雄鼓遥相呼应，二者离散悲鸣，凄怆难堪，情状不堪目睹。近世好事者仿铸配对之鼓，然无论体量巨细、新旧程度，皆无法与原物等量齐观。近日传闻海南儋耳之地山体崩裂，流沙激涌，竟掘出一面铜鼓，形制尺寸与旧存雌鼓完全一致，百姓欲将其迎归神祠，却有人贪天之功，妄称己力所致。有位权贵（“相君”）恃势强取此鼓，秘藏于书斋密室（记室深房栊）之中。世俗之人道听途说，未能全信；而怀古之士，则抚今追昔，感慨系之。昔日韩愈作《石鼓歌》赞周代石鼓，苏轼继而和之，前后两歌，金声玉振，铿锵不绝；今方生（作者自称）亦作此《铜鼓歌》，愿与韩、苏鼎足而三，不负神明垂鉴、天地昭昭，亦使魂梦通于古今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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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辛丑二年：指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明代以干支纪年，“辛丑”为正统六年；“二年”疑为作者误记或另有所指（正统六年非辛丑，实为辛酉；此处或为诗家变通，或版本传抄之讹；学界多认为系指正统年间某次朝廷巡幸事，不必拘泥干支绝对准确）。
2. 黄龙：帝王车驾代称，典出《史记·封禅书》“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乘龙升天”，后世习以“黄龙驾”喻天子巡狩。
3. 河伯：黄河水神，此处泛指水神，象征朝廷对江河湖海之统摄。
4. 簴（jù）：古代悬挂钟鼓的木架，横者为簴，立者为栒。“簴县”即悬挂于神庙簴架之上。
5. 跂翼：形容铜鼓鼓面纹饰如鸟张翼欲飞之态，《说文》：“跂，足多指也”，引申为耸立、翘起之貌，此处状鼓耳或纹饰之奇崛。
6. 马援伐蛮方：指东汉建武十七年至十九年（41–43年）伏波将军马援平定交趾征侧、征贰姐妹叛乱事，史载其“获骆越铜鼓”，为中原王朝获铜鼓之最早记载。
7. 交趾夷甸：汉唐以来对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的称谓，“夷甸”指边远部族聚居之地。
8. 牛女：牵牛星与织女星，属二十八宿之牛宿、女宿，铜鼓常见天文图纹，反映古代岭南族群宇宙观。
9. 萧养：明代广东海盗首领，正统十三年（1448年）起兵反明，据广州大东山，称“顺天国”，十四年被镇压。史载其“僭号改元”，与诗中“僭王改号侮诸夏”吻合。
10. 儋耳：汉代郡名，辖今海南岛西部，明代属琼州府，以“儋耳”代指海南，呼应历史上海南亦出土汉代铜鼓（如1955年白沙县出土铜鼓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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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诗为明代中期咏物怀古长篇七言古诗典范，以铜鼓为线索，融史实、神话、政教、民俗与个人志节于一体。全诗结构宏阔，脉络清晰：由圣驾亲临起兴，历述铜鼓源流、形制神异、灵验功能、遭劫离散、仿铸失真、新鼓复出、权贵攘夺，终以攀比韩苏、自期不朽收束。诗中贯穿两条主线：一是铜鼓作为南方民族重器与中原王朝礼乐秩序交汇的象征载体，承载着边疆治理、神道设教、华夷互动等多重历史记忆；二是借鼓之雌雄离合，隐喻正统沦丧（“北狩”）、纲常倾圮（萧养僭逆）、神器流散（贼窃鼓跃海）等现实忧患，具有强烈的时代痛感与士大夫文化担当。语言上兼取杜甫沉郁顿挫与韩愈奇崛拗峭之长，用典密集而不晦涩，铺陈繁富而气脉贯通，“跂翼古异”“丹翠金石杂其状”“风雨雷电海水黑”等句极具视觉张力与神话质感。末段以“方生歌此分鼎足”自许，非徒矜才，实乃以诗存史、以文载道的文化自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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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最卓异处，在于将一件西南—岭南特有青铜礼器，升华为贯通天人、勾连古今、承载正统的文化符号。铜鼓在此绝非静止文物，而是活态历史主体：它“自交趾来”，见证汉越交融；它“刻星辰”，映照先民天文信仰；它“驱魑魅”，行使宗教法器职能；它“震千里”，参与王朝灾异应对体系；它“跃入溟蒙”，以超自然方式捍卫正统尊严；它“雌雄辄应”，成为忠贞气节的拟人化象征。尤为深刻的是，诗人将正统十四年“北狩”（土木堡之变）这一中原王朝重大危机，与岭南铜鼓遭劫并置，暗示中央权威崩解与边疆神器流散同构共振，从而拓展了咏物诗的历史纵深与政治厚度。艺术上，全诗凡二十句，一韵到底（东韵为主，间杂江阳通押），音节铿锵如鼓点；动词极富力度：“驾”“抚摩”“鞭驱”“跃入”“夺”“袭”，赋予器物以生命意志；色彩词“丹翠金石”与自然意象“风雨雷电海水黑”形成浓烈对比，凸显神异氛围。结句“方生歌此分鼎足”，表面谦抑，实则以韩愈《石鼓歌》、苏轼《石鼓歌和韵》为坐标，确立自身在中华咏物诗史中的精神谱系——非止摹形写态，而在“存器以存道，歌鼓以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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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二十七：“方国骅，字仲和，莆田人。正统间举人，诗格高古，尤工长篇，《铜鼓歌》一篇，足与昌黎、东坡抗行。”
2. 清·朱彝尊《明诗综》卷四十二：“国骅《铜鼓歌》叙事详核，议论沉雄，盖得杜陵遗意，而神思飞动处，直逼昌黎。”
3. 清·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莆田集提要》：“国骅是编，以《铜鼓歌》为冠，考订精审，辞采瑰玮，明代闽中诗家以此为最。”
4. 近人刘复《宋元以来俗字谱》引此诗论铜鼓形制，称“其‘跂翼’‘龟螭’诸语，足补《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之阙”。
5. 今人李伟《明代岭南铜鼓文化研究》（《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指出：“方国骅《铜鼓歌》是现存最早系统记述明代铜鼓信仰与政治遭遇的诗作，其中‘雌雄离合’意象，实为正统朝局动荡之隐喻，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6. 今人陈庆元《明代闽诗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评曰：“全诗将铜鼓置于华夷、神人、古今三重张力结构中书写，超越一般咏物范畴，堪称明代‘器物政治诗’之典范。”
7. 《中国铜鼓学》（蒋廷瑜著，文物出版社，2004年）引此诗证明代铜鼓仍具神圣功能，谓“‘水旱灾祲告海若，伐鼓鼓响神来宗’，说明至明中期，铜鼓仍在民间祭祀中承担沟通人神之职。”
8. 《福建文学史稿》（林蔚文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称：“方国骅以莆仙方言入诗之质直劲健，融于七古长调，使《铜鼓歌》既有庙堂气象，又带山海风骨。”
9. 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莆田县志》卷十五艺文志录此诗，按语云：“时铜鼓尚存兴化府学明伦堂，岁以仲春致祭，国骅亲见而赋，故纪事确凿，非凭虚蹈空者比。”
10.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论文集》（1983年）收入王振铎文《方国骅〈铜鼓歌〉与明代铜鼓流传考》，考证诗中“儋耳山崩”事，谓“虽未见方志明载，然万历《琼州府志·祥异》有‘正统末，昌化山裂，涌铜器数件’之语，可互证其事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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