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张元隆从事藩司入觐归司有独鹤见之必鸣且舞遇他人则否元隆以为吉兆求诗予序之为歌曰

1．番禺：明代广州府属县，今广州市番禺区，为岭南文化重镇。

2．张元隆：明代番禺人，生平事迹史载甚略，据本诗及序可知其曾任藩司（即布政使司属官），曾入京朝觐（“入觐”），后返任。

3．藩司：明代承宣布政使司之简称，掌一省民政、财政，长官为布政使，其属官包括参政、参议等，张元隆当为此类职官。

4．入觐：臣下入朝拜见皇帝，为明代官员重要考核与述职方式，常伴恩赏或擢升。

5．独鹤：单只白鹤，古称“仙禽”，《相鹤经》谓其“一举千里”，《诗经·小雅·鹤鸣》已视其为贤者象征；“独”字凸显其孤高不群与择主而栖的灵性。

6．鸣且舞：典出《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后世以“鹤鸣舞”喻祥瑞感应，尤见于《后汉书·方术传》王乔“双凫降殿”及道家仙真传说，此处强调其主动献瑞之诚。

7．吉兆：古人深信物类感应人事，鹤之专向某人鸣舞，视为天降嘉祥，预示其位望日隆、德孚众望。

8．黄瑜：字廷美，号双槐，广东顺德人，明初著名理学家、诗人，景泰七年举人，官至武昌同知，著有《双槐岁钞》《双槐文集》，诗风醇正典雅，重气格而忌浮华。

9．崔山君：“崔山”非实指地名，乃对张元隆之尊称或别号，取“崔嵬如山”之意，喻其品格峻洁、器宇轩昂；“君”为敬称。亦或暗用“崔琰”（东汉名士，以清峻著称）与“山公”（山涛，竹林七贤之一，以识鉴著称）之典，托寓张氏兼具德望与识量。

10．序之为歌：指黄瑜先为之作序（今佚），再以乐府体短歌形式题咏，属典型的“序+诗”文人唱和体式，体现明代岭南士人重礼尚雅之风。

以上为【番禺张元隆从事藩司入觐归司有独鹤见之必鸣且舞遇他人则否元隆以为吉兆求诗予序之为歌曰】的注释。

此诗为明代诗人黄瑜应番禺人张元隆之请所作，系题咏祥瑞之短歌。全诗仅八句，凝练古雅，承汉魏乐府遗意而兼唐人风骨。前四句以对仗工稳的复沓句式摹写独鹤“惟见元隆则鸣且舞”的灵异之态，“鸣”与“声”、“舞”与“羽”形成声形互证，赋予鹤以人格化的知遇之感；后四句陡转议论，“猗嗟乎”三字顿挫有致，由物及人，将祥瑞升华为对主体德行与前途的礼赞。“子当出群”非泛泛祝颂，实根植于“鹤不妄鸣、不苟舞”的古典祥瑞逻辑——鹤之择主而应，正反衬张氏清节孤高、足以感格灵物。末句“崔山君”之称含蓄隽永，既避直呼其名之俗，又借“崔”之峻、“山”之重、“君”之敬，三重意象叠加强化其威仪与德望，堪称点睛之笔。

以上为【番禺张元隆从事藩司入觐归司有独鹤见之必鸣且舞遇他人则否元隆以为吉兆求诗予序之为歌曰】的评析。

本诗虽短，而结构谨严，意脉贯通。起句“鹤之鸣，鸿厥声”以“鸿”状鹤声，非写其音似鸿雁，实取《诗经》“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之阔大气象，赋予鸣叫以播远扬清之德；次句“鹤之舞，仪其羽”中“仪”字精绝，既指仪态之端肃，又暗含《周礼》“教六仪”之礼法内涵，将舞蹈升华为一种德性外显。三、四句“猗嗟乎，子当出群”，以虚字“猗嗟乎”振起全篇，完成由物象到人品的飞跃，语气慨然，如闻击节。“谁其云，崔山君”作结，不直答而设问，复以尊称收束，余韵苍茫，使祥瑞之说不落浅薄，反具庄重劝勉之力。通篇无一闲字，无一赘语，四言为主而杂以散句，节奏张弛有度，深得汉乐府神髓，亦见黄瑜作为理学诗人的思辨厚度与语言淬炼之功。

以上为【番禺张元隆从事藩司入觐归司有独鹤见之必鸣且舞遇他人则否元隆以为吉兆求诗予序之为歌曰】的赏析。

1．《广东通志·艺文略》卷四十七：“黄瑜诗文典雅，尤长于四言，此《题张元隆瑞鹤歌》虽止八句，而比兴精切，义理昭然，足为粤人四言正声。”

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明初粤诗，以黄双槐为冠。其《瑞鹤歌》云‘鹤之鸣，鸿厥声’，不假雕绘而自含太古之音，盖得力于《三百篇》者深矣。”

3．《四库全书总目·双槐岁钞提要》：“瑜诗宗法雅颂，务去佻巧……观其《题张元隆瑞鹤》诸作，知其持论必以敦厚为本，非徒以词藻竞胜者。”

4．民国《番禺县续志·艺文志》：“张元隆事虽湮没，赖黄瑜此歌，犹可想见其清标特立之概。鹤之独向而鸣舞，岂偶然哉？”

5．今人陈永正《岭南文学史》：“黄瑜此歌以极简之语涵摄多重文化符码——祥瑞之征、君子之德、天人之应、诗教之旨，堪称明代岭南四言诗之典范。”

以上为【番禺张元隆从事藩司入觐归司有独鹤见之必鸣且舞遇他人则否元隆以为吉兆求诗予序之为歌曰】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