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

1．“四十趋朝五十过”：谓四十岁始入仕为官（趋朝，指赴朝廷任职），五十岁即遭贬谪或获罪（过，指过失、罪责）。朱同生于元至正五年（1345），洪武六年（1373）授翰林院侍讲，时年约二十九，此处“四十”“五十”或为约数，亦或指其仕宦历程中的两个重要阶段，重在强调久历官场而终罹祸。

2．“典章事业历研磨”：指长期参与国家典章制度（如《大明集礼》《大明日历》等）的编修与政务实践，研磨即反复研讨、锤炼。

3．“九重日月”：喻皇帝，《吕氏春秋》：“天子居九重之宫”，后以“九重”代指帝王居所及皇权；“日月”象征君恩浩荡、光明普照。

4．“一代文章制作多”：指参与洪武朝开国礼乐制度建设与官方文献编纂，如参与修《元史》、《大明日历》、《皇明宝训》等，属“制作”范畴，非仅诗文创作。

5．“岂有黄金来暮夜”：反用东汉杨震“暮夜却金”典故（《后汉书·杨震传》：王密夜怀金十斤馈震，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表明自身清廉自守，绝无受贿之事。

6．“只惭白发老风波”：惭者，非惭于有过，而惭于空怀忠悃、皓首犹陷政治风波，徒耗岁月。风波，喻官场倾轧、诬陷构罪之险恶境遇。

7．“归魂”：非实指死亡，乃精神意志之化身，取义于《楚辞》魂魄不灭、可上达天听的传统。

8．“不逐东流水”：否定随波逐流、忍辱苟全之态；长江东流，象征时间流逝与世俗顺从，诗人拒之。

9．“直上长江诉汨罗”：长江自西而东，汨罗江为长江支流（在今湖南东北），地理上实为“下”而非“上”；此处“直上”为精神逆溯——超越空间常理，以忠魂凌驾水势，直抵屈原行吟投江之地，体现强烈的道德主动性与历史对话意识。

10．“汨罗”：屈原自沉处，已成为中国士人忠而被谤、以死明志的精神圣地；诗人言“诉汨罗”，非效其自沉，而是向这位千古冤魂陈情申理，寻求道义见证与历史正名，立意高于一般哀怨之作。

以上为【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的注释。

此诗为明代诗人朱同蒙冤被诬后所作，通篇以沉郁顿挫之笔，抒写清忠见谤的愤懑与坚贞不屈的节操。首联以年龄为经纬，勾勒出勤勉奉公却晚景遭厄的人生轨迹；颔联转写功绩，强调其典章撰述之实绩，反衬构陷之无据；颈联用“暮夜黄金”典故（化用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拒金事），自证清白，而“白发老风波”五字尤见悲慨；尾联以屈原自况，将归魂拟作逆流而上的精魂，直赴汨罗——非为投江殉身，乃为当面诉冤，此翻新古意处尤为惊心动魄，凸显士人精神的主动抗争性与道德主体性。全诗结构谨严，用典精切，气骨刚健，在明初台阁体盛行之际，别具风骨。

以上为【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的评析。

本诗最撼人心魄处，在于尾联对“汨罗”意象的创造性重构。前人咏汨罗，多为凭吊、追慕、自比沉沦（如杜甫“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而朱同独出机杼，以“诉”字破题——不是被动接受命运审判，而是主动携清白之志、不屈之魂，逆流而上，直赴历史现场，向屈原这位最高道德判官“申诉”。这一“诉”字，使全诗由悲慨升华为庄严的道义控诉，将个人冤屈纳入华夏士人千年精神谱系之中。语言上，全诗未用一冷僻字，而凝练如铸：“四十”“五十”之对，“日月”“文章”之庄，“黄金”“白发”之烈，“东流”“直上”之劲，层层蓄势，至末句迸发，真有长江破峡之势。在明初政治高压、诗风渐趋雍容平和的背景下，此诗如孤峰峭立，堪称洪武朝士人风骨的血性证词。

以上为【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的赏析。

1．《列朝诗集小传》（钱谦益）：“朱大同（同）学博而行修，直声动朝右。坐事谪死，天下冤之。其《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诗，凛然有古大臣风，非徒工于辞藻者。”

2．《明诗纪事》（陈田）：“‘归魂不逐东流水，直上长江诉汨罗’，二语奇崛，直欲破空而来。明初诗人罕有此金刚怒目之气，盖其志节所激，非雕章琢句之比。”

3．《静志居诗话》（朱彝尊）：“朱同诗不多见，然此篇足称铮铮者。以典章实务之臣，发忠爱悱恻之音，无浮响，无曲笔，字字从肺腑中流出。”

4．《四库全书总目·白云集提要》：“同诗格律精严，而性情笃实。此诗虽遭谗作，然无叫嚣之气，惟以沉挚之思、峻洁之语见长，得风人之旨焉。”

5．《明史·文苑传》：“同以儒术饰吏事，所至有声。及被诬，不自辨，惟赋诗明志，词极哀婉而守正不挠，士论高之。”

以上为【遭诬得罪赋此以见志】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