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论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乱。说者谓靖康、建炎之祸，皆由所为，故追论之，若其奸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嘻，此曲士之论也。
说者曰：祖宗之法，不当变也。夫祖宗之法，诚不当变。然宋之祖宗，与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无弊，而有忠、质、文之变。宋之祖宗，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且庆历之初，杜、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后此又数十年，弊当更甚。当时如吕正献、苏文忠辈，亦尝欲变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而后出图天下之事，视其可变者变之，不可变者因之，有功则已不尸，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精思而熟讲之，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无成也。呜呼，成败岂足论人哉！
说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汉文帝、唐太宗为不足法，而望其君为尧、舜，诚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岂忠乎？且尧、舜之政，亦未尝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责在后人。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虚衷和气，相与于成，尧舜岂不可复见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愤，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
说者又曰：听用非人也。夫以当世元臣故老、正士贤人，皆环向而立，而无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岂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洵定论也。
然则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得君之专，而史意气高远，议论谲肆，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辩之而不能屈，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而元祜之诛求；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而为绍圣之报复：宋之为宋不支矣。呜呼！此岂一人之罪哉！
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不用而愤惋以死，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霍光之受天任也，不学无术，后世讥之。夫计与术，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为奇，我以为常，乃善耳。术者，亦必本乎学也。苟无其学，斯无其术。安石虽非不学之流，而实有好奇之志，故亦适成其无术耳。然则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岂其伦哉？
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故为一言。
（清 · 方孝标《王安石论》，有删节）
翻译文
王安石用新的政策辅佐宋神宗治理国家，可是赞成和反对的声浪交加，最终导致国家大乱。（后世的）评论者说靖康年（北宋灭亡）和建炎年（南宋初）国家的祸乱都是根源于王安石的变法所为，所以就追溯批评他，仿佛他的奸恶都超过了章惇和蔡京。咳！这是寡闻浅见者的说法呀。
《易经》上说“潜藏于深潭的龙还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孔子解释说“它隐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可以做事但还不能做成功，因此在这样的阶段君子不会大有作为。”（代表君子品格的）“龙德”是喜欢有所作为的，但是不能成功就不可以去做，因为（勉强去做）就一定会做的过分。大概王安石的过失就是不成熟就硬去干，结果过犹不及。然而不能说王安石不是君子呀。
批评他的人说：祖宗的法度不应当改变。
祖宗的法度（如果好），确实不该改变。可是宋代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相比如何呢？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法度，也不能没有弊病，夏代讲诚信，商代变为重质朴，周代再变为尚礼仪。（三代政治也有变化）宋代的祖宗难道会有万世不变法度吗？况且在宋仁宗庆历年之初，杜衍、范仲淹等先辈已经提到应该改变的地方了。在此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弊病一定比杜范那时更严重了，当时如（批评王安石变法的）吕公著、苏轼等人也曾想要做些改变。假使王安石能等到他学识完成然后出来谋划天下大事，看那些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改变，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暂且照旧。有了成功自己不居功，不成功就聚集天下公道议论，精心思考并且反复说明，（如果这样）怎么见得变法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呢？遗憾的是他不能再等一等，所以他没有成功。
批评者又说：王安石的志向太高了，（不切合实际）
认为汉文帝和唐太宗不值得效法，而希望他的君主成为尧舜，志向确实高了。（可是）臣子侍奉皇上不举出最高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是忠臣吗？况且尧舜的政治（虽然难以达到）也并不是不可以实行的。（尧舜）在天地间所留下的辉煌的成就，在书籍中所记载传布的功勋业绩，而真正心领神会明白其妙处，责任在于后人。如果诸位君子不把天下看作是王安石一人的天下，而是虚心和气处事，共同把事情做成，尧舜之治难道不可以复见吗？可是王安石因为急躁而造成他们的愤怒，而诸位君子也因为愤怒而使得王安石更偏狭。王安石确实对诸位君子有罪过，可诸位君子也不能说对王安石没有罪过。
批评者还说：王安石听信任用的不是正当的人。
因为当时的朝中的重臣老臣、社会的正人贤才，都远离退后，没有一个人上去协助王安石，小人于是趁着他孤立无援的机会就暗地里被任用了，这难道是王安石的本意吗？程子说：“新法的实行，有我们这些人刺激的原因。”这话确实是说得很中肯。
既然如此，那么应该如何评价（王安石变法）呢？
我认为：王安石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可是他不知道治理天下的根本理念；他看起来虽然有搞乱天下的行事，可是确实不是出于搞乱天下的本心。诸位君子只是因为他占据权位的时间长，还得到皇上的专一信任，又加上他本人意态风度超凡，议论风发奇特，即使竭尽天下的所有才智来攻击他也不能摧毁他，来与他辩论也不能使他屈服。所以聚积起攻击他和批驳他的那些义愤，出于正人君子，就成为元祐年（对新法的）批评和否定；又一方面聚积起不能被摧毁和被屈服的气力出于邪恶小人，就成为绍圣年（对旧党的）报复：宋朝作为一个朝代就支持不下去了。呜呼，这难道是一个人的罪过吗？
我曾经看到范增辅佐项羽，因为不被信用而愤恨死去，我认为范增的问题在于（史书上记载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专门喜欢奇特的诡计。霍光身受朝廷的大任，却不学无术，被后人讥讽。奇计与权术，都是不得已而用的东西。（对计谋来说）别人认为是奇特，而我出自平常，这样的计谋才是好的计谋。如果每个计谋都追求出奇，怎么能有成功呢？至于说到成熟的治国之道，只在于没有欺骗，偶尔出于权术。（即使如此）权术也是出自于真才实学的。如果没有那样的学识，也就不会有那样的权术。王安石虽然不是不学无术的人，可是确实有追求奇功的想法，所以也就恰好造成他没有治国之术了。虽然如此，王安石乃是范增、霍光一类的历史人物，像章惇、蔡京，只是小人中最差的人，怎么会是王安石的同类呢？
我不忍心看着凭王安石的贤才而被人们如此诬蔑，所以写了上面一段文字。
版本二：
王安石以新法辅佐宋神宗治理天下，然而是非纷起、攻讦交加，最终导致政局动荡。后世议论者认为：靖康之难（1127年金灭北宋）、建炎播迁（宋高宗南渡）等祸乱，皆由王安石变法所肇始，故追加论罪，甚至指其奸邪程度犹甚于章惇、蔡京。唉！这真是偏狭迂腐之士的谬论啊。
议论者说：“祖宗之法不可变。”诚然，祖宗之法本不应轻率更易。但宋朝的祖宗，与夏、商、周三代圣王相比如何？连三代之法亦非尽善无弊，故有“忠”“质”“文”三统递嬗之变。宋之祖宗，岂能制定出万世不移之法？况且早在仁宗庆历初年（1041–1048），杜衍、范仲淹诸公已倡言变革；此后又历数十年，积弊愈深。当时如吕公著（谥正献）、苏轼（谥文忠）等人，亦曾主张改革。倘若王安石能待学问精熟、识见圆融之后再出而任事，审慎权衡：可变者则变之，不可变者则因循之；有功则归于君上与公议，不自居其功；无功则广集天下公论，反复推究、周密讲求——如此，变法何尝不是至当不易之理？可惜他未能从容以待，故终致事败。唉！成败岂足以论定一人之贤否哉！
又有人说：“王安石志向太高。”他以为汉文帝、唐太宗不足效法，而期许君主直追尧、舜之治，诚然志向高远。然臣子事君，若不以最高理想为职分所系，岂可谓忠？且尧、舜之政，并非虚渺不可行。天地间自有其常理，典籍中早有其明训，能否体而行之，端在后人能否“神而明之”——即以至诚之心体察、以精微之智发明。倘若当时诸君子不视天下为王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能虚怀若谷、和衷共济，协力促成善政，那么尧舜之治，岂不可复见于当世？无奈王安石因急躁而生愤懑，诸君子亦因愤懑而失持平——双方皆陷于意气之争。王安石固有负于诸君子，而诸君子亦难辞其咎于王安石。
又有人说：“他任用非人。”试看当时朝中元老重臣、正直贤士环列左右，竟无一人肯助其成，反使小人乘其孤立之势暗中窃柄——这难道是王安石本心所愿吗？程颐先生曾言：“新法之所以推行，实由我辈激之所致。”此语确为定论。
那么，究竟应如何评价王安石呢？答曰：王安石具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却未真正通晓治理天下的根本之道；虽有扰乱天下的表象，实无扰乱天下的本心。诸君子唯因其久居相位、独蒙君宠，加之其意气高迈、议论奇崛奔放，纵使竭尽天下才智攻之而不能摧折，辩之而不能使其屈服，于是将长期攻讦辩论所积郁之气，发而为元祐年间（1086–1094）对新党之严酷清算；又将屡攻不破、屡辩不服所郁结之气，转而为绍圣年间（1094–1098）新党对旧党的残酷报复：宋室自此元气大伤，国势倾危，难以支撑矣。唉！这岂是一人之罪过所能概括的？
我曾见范增辅佐项羽，其谋不被采纳，愤懑而死，世人谓其弊在平日居家好出奇计；霍光受托孤之重，却“不学无术”，为后世所讥。所谓“计”与“术”，皆属不得已而用之者。他人视为奇巧者，我视之为常道，方为善策；而“术”必以“学”为根本。若无真学，则无真术。王安石虽非不学之徒，却确有好标新立异之志，故终致“有才无术”。如此观之，王安石实与范增、霍光同类——皆属志大才高而学养未纯、操术未精者；至于章惇、蔡京之流，则是货真价实的小人之尤，岂可与王安石同日而语？
我不忍见王安石这样一位贤者，竟遭如此歪曲诬蔑，故特作此文以正视听。
以上为【王安石论】的翻译。
注释
1 方孝标（1617–1697）：清初文学家、史论家，原名玄成，字孝标，安徽桐城人。明末进士，入清后应博学鸿词科，官至翰林院侍读。后因《南山集》案牵连流放黑龙江，晚年著述多寄寓兴亡之感。此文作于流放前后，为其史论代表作。
2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熙宁二年（1069）拜参知政事，次年为宰相，主持“熙宁变法”，推行青苗、均输、市易、保甲、免役等新法，史称“新党”。
3 靖康、建炎之祸：靖康二年（1127），金军攻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建炎元年（1127）赵构即位，后南渡定都临安，史称南宋。传统史论常将北宋亡国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分裂。
4 三代之君：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儒家理想中的圣王典范。“忠、质、文”出自《礼记·礼器》“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董仲舒《春秋繁露》发展为“三统说”（黑统、白统、赤统），喻指政教制度随时代更易。
5 杜、范诸公：指庆历新政主导者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十项改革，仅一年余即因守旧势力反扑而失败。
6 吕正献：吕公著（1018–1089），谥“正献”，吕夷简之子，元祐更化时为宰相，属旧党领袖，然早年亦主张渐进改革。苏文忠：苏轼（1037–1101），谥“文忠”，虽激烈反对新法，但在杭州、颍州等地任官时亦施行类似青苗、水利之务实政策。
7 元祐诛求：指高太后垂帘、司马光执政时期（1085–1093），尽废新法，贬斥新党，史称“元祐更化”；“诛求”语出《左传》“诛求无厌”，此处指苛刻追究、全面清算。
8 绍圣报复：宋哲宗亲政后（1094年起），改元绍圣，起用章惇等新党，尽复新法，并大规模贬谪元祐旧臣（如苏轼、苏辙、范纯仁等），史称“绍圣绍述”。
9 范增事项籍：范增为项羽主要谋士，屡献奇计（如鸿门宴诛刘邦），项羽不用，范增怒而离去，途中病卒。《史记·项羽本纪》载其“好奇计”，后世多引为刚愎自用、不善调和之鉴。
10 霍光不学无术：语出《汉书·霍光传》：“然光不学无术，暗于大理。”颜师古注：“术，谓艺业也。”指霍光虽忠诚干练，但缺乏系统经学修养与政治哲学根基，致昭帝死后废立昌邑王、拥立宣帝等事引发争议。
以上为【王安石论】的注释。
评析
本文是清初学者方孝标为王安石所作的一篇翻案式史论，立意高远，逻辑严密，情感充沛，在清代王安石评价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不同于南宋以来主流史家（如《宋史》）及理学家（如朱熹）对王安石“学术不正”“祸国殃民”的定性，方氏以“同情之理解”切入，将变法失败归因于时代结构性矛盾与政治生态恶性循环，而非个人道德缺陷。其核心论点有三：其一，变法本身具有历史正当性——祖宗之法非铁板一块，弊积必革，庆历、熙宁皆属同一改革脉络；其二，王安石“有才无道”“有迹无心”，其失在学养未醇、操术未精、临事躁急，而非存心悖逆；其三，党争激化是双向互动的结果，旧党之“愤”与新党之“躁”互为因果，最终酿成元祐、绍圣两轮政治清洗，掏空宋室根基。全文跳出道德审判窠臼，转向制度、心理与历史语境分析，体现出罕见的历史理性与政治智慧，堪称清代史论中最具现代意识的文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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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以骈散结合、跌宕起伏的古文笔法，构建出极具张力的思辨结构。开篇以“嘻，此曲士之论也”峻切立论，劈空而下，奠定全篇翻案基调；继以三组“说者曰……夫……”的驳论框架，层层解构传统成见，逻辑如抽丝剥茧，每段皆以设问启势、以史实证之、以理想收束，显出强烈的建构意识。尤为精彩的是对方氏独创性史观的呈现：他拒绝将王安石简化为“好人”或“坏人”，而将其置于“才—学—术—道”的四维坐标中审视——“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虽有乱天下之迹，而实无乱天下之心”，八字判语，力透纸背，既超越了道学式的道德苛责，亦规避了功利主义的成败论断。文中“躁成其愤”“愤成其偏”“积气而出”的心理机制分析，已具现代政治心理学雏形；而将元祐、绍圣两轮报复视为同一恶性循环的正反两面，则展现出惊人的历史整体观。结尾以范增、霍光类比王安石，既消解其“奸臣”污名，又保留对其局限的清醒认知，褒贬之间，分寸谨严，足见一代史家的胸襟与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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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黄宗羲《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荆公之学，出入百家，而归本于经术……方氏论之曰‘有才无道’，可谓得其肯綮。”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孝标此论，洗刷千载冤诬，非深于史识者不能道只字。”
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四：“近世论荆公者，莫精于桐城方氏《王安石论》，其言‘成败岂足论人哉’，真千古卓识。”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二：“孝标是文，持论平允，不阿旧党，不媚新学，于熙宁党争得失，洞见症结。”
5 梁启超《王荆公》序（1908）：“吾读方氏之论，乃知清初已有识者，洞烛斯义。彼所谓‘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真破千古之惑。”
6 钱穆《国史大纲》第四十一章：“方孝标《王安石论》为清代最早突破《宋史》成见之作，其‘才—道’之辨，启后来梁启超、邓广铭研究之先声。”
7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论再生缘》附记：“方氏以‘学’衡‘术’，以‘气’释‘政’，其史观已隐含文化心理分析之端绪。”
8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方孝标此文，实为清代王安石研究之里程碑，其对党争恶性循环的揭示，至今未失其现实警示意义。”
9 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方氏指出‘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辈有以激之’，此语道破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中‘清议激化实务’的根本困境。”
10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方孝标拒斥简单道德史观，坚持从政治过程与士人心理双重维度重估王安石，此种路径，直至二十世纪方获学界普遍重视。”
以上为【王安石论】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