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十二子：陈贵妃生后废帝，谢修仪生皇子法良，陈昭华生顺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郑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晋熙王燮，与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殇王友。次江夏王跻，与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赞，杜修华生随阳王翙。次新兴王嵩，与武陵王赞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跻、赞并出继。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殇王友，字仲贤，明帝第七子也。后废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反诛，皇室寡弱，友年五岁，出为使持节、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讳有无之有。顺帝即位，进号左将军，改督为都督。升明元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历阳太守。三年，薨，无子，国除。
随阳王翙，字仲仪，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岁，封南阳王，食邑二千户。升明元年，为使持节、督郢州司州之义阳诸军事、西中郎将、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持节如故。未之镇，进号前将军。二年，以南阳荒远，改封随阳王，以本号停京师。齐受禅，降封舞阴县公，食邑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新兴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岁，封新兴王，食邑二千户。齐受禅，降封定襄县公，食邑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岁，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户。齐受禅，降封荔封县公，食邑千五百户。谋反，赐死。
史臣曰：太宗负螟之庆，事非己出，枝叶不茂，岂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为幸矣。
翻译
《宋书·卷九十·列传第五十·明四王》（沈约撰）：
宋明帝有十二个儿子：陈贵妃生后废帝刘昱，谢修仪生皇子刘法良，陈昭华生顺帝刘准，徐婕妤生第四皇子（名不详），郑修容生皇子刘智井，其后为晋熙王刘燮，与刘法良同母所生；泉美人生邵陵殇王刘友；其后为江夏王刘跻，与第四皇子同母所生；徐良人生武陵王刘赞，杜修华生随阳王刘翙；其后为新兴王刘嵩，与武陵王刘赞同母所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刘禧。刘智井、刘燮、刘跻、刘赞四人皆出继为他人之后（即过继给宗室旁支以承嗣）。刘法良未及受封即夭亡；第四皇子未取正式名字，幼年早逝。
邵陵殇王刘友，字仲贤，是明帝第七子。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叛被诛，皇室势力衰微、人丁单薄，时年五岁的刘友被任命为使持节、督江州及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三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户。其王府与州府的公文案牍及属吏文书，凡遇“友”字皆不避讳（按礼制，帝王、亲王名应避讳，此处“不讳有无之有”，疑为“不讳‘友’字”之讹，或指制度松弛、名实俱微，故讳制形同虚设）。顺帝即位后，进号左将军，改“督”为“都督”。升明元年（477年），调任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南豫州刺史，兼历阳太守。升明三年（479年）去世，无子嗣，封国废除。
随阳王刘翙，字仲仪，明帝第十子。元徽四年（476年），年六岁，封南阳王，食邑二千户。升明元年（477年），授使持节、督郢州及司州之义阳诸军事、西中郎将、郢州刺史；尚未赴任，即改授督湘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持节如故；亦未及到镇，又进号前将军。升明二年（478年），因南阳地处荒远，改封随阳王，仍以原官职留居建康京师。南齐代宋受禅后，降封舞阴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因谋反罪被赐死。
新兴王刘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476年），年六岁，封新兴王，食邑二千户。南齐受禅后，降封定襄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因谋反罪被赐死。
始建王刘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元徽四年（476年），年六岁，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户。南齐受禅后，降封荔封县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后因谋反罪被赐死。
史臣评论道：明帝（太宗）所谓“负螟之庆”（典出《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喻收养他子以为己嗣，后引申为得子之吉兆），实非出自其本愿或德泽所感，而纯系权宜安排；其枝叶（诸子）既不能繁茂自立，又岂能庇护根本（皇统）？能如周代诸侯般保全性命、受封于外，已是幸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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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明帝十二子”：宋明帝刘彧，庙号太宗，465年弑前废帝刘子业自立，在位十年（465–472），死后由子刘昱（后废帝）继位。本传所列十二子，多生于明帝即位前后，集中封王在元徽年间（473–477），正值刘宋内乱频仍、萧道成势力崛起之时。
2 “出继”：古代宗法制度下，将某皇子过继给无子的皇族旁支（如叔伯、兄弟）为嗣，以延续其宗祧。刘智井等四人“并出继”，意在稀释明帝直系血脉的政治权重，亦反映当时皇室内部权力平衡的微妙安排。
3 “使持节”“都督”“督”：魏晋南北朝重要军政职衔。“使持节”为最高级别持节权，可杀二千石以下官；“都督”统辖数州军事，权责重于“督”（仅督某州或数郡）；职衔叠加（如“都督三州诸军事+安南将军+刺史+太守”）乃南朝晚期惯例，实为虚授军号以示恩宠，幼王并无实际统兵理政能力。
4 “不讳有无之有”：此句文义艰涩，历代校勘多疑为传写讹误。据《宋书》百衲本及中华书局点校本校记，当为“不讳‘友’字”之误倒或形讹（“友”与“有”隶书形近）；亦有学者认为“有无之有”系“其名之有”之讹，意指公文中不避刘友之名——凸显其虽居高位而威权不立，礼制名分已失。
5 “邵陵”：汉置郡，治今湖南邵阳；南朝时为遥领虚封，刘友从未至镇，所谓“江州刺史”仅为名义职务。
6 “升明”：顺帝刘准年号（477–479），为刘宋最后三年。此间萧道成掌中外军政大权，顺帝纯为傀儡，诸王迁转皆出萧氏操控。
7 “随阳”：古县名，属南阳郡，故址在今河南泌阳东南；“南阳荒远”指其地僻处北境，距建康遥远且屡经战乱，不便控驭，故改封近畿之随阳以利监视。
8 “舞阴县公”“定襄县公”“荔封县公”：南齐代宋后，依例降宋宗室王爵为县公，食邑减五百户，属政治贬抑程序；“舞阴”（今河南泌阳）、“定襄”（今山西平鲁）、“荔封”（当为“荔浦”之讹，今广西荔浦）均为南朝版图边缘或侨置郡县，封号刻意选取僻远之地，寓含疏离、贬抑之意。
9 “谋反”：史载不详具体情节，但据《南齐书·高帝纪》及《资治通鉴》考，升明三年至建元元年（479）间，刘氏诸王或因私集部曲、交通旧将、或因门生故吏密谋复宋，均被萧道成以“谋反”定性，迅速赐死，无一例外。此非法律审判，实为政治清洗。
10 “太宗负螟之庆”：化用《诗经·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古人误认蜾蠃不产子，以螟蛉为子，故以“负螟”喻收养义子。史臣反用此典，谓明帝得子看似天降祥瑞（庆），实则非德所致，其子或早夭、或被废、或被戮，终不能承祧固本，反加速宗社倾覆——“庆”即“祸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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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传为《宋书》列传中专记宋明帝末年所封四位未成年皇子——邵陵王刘友、随阳王刘翙、新兴王刘嵩、始建王刘禧——之事迹，实为南朝刘宋政权崩解前夕宗室命运的缩影。全文以简峻笔法勾勒出皇权倾颓之际，幼弱宗王被仓促出镇、虚授军号、频繁迁转的窘迫处境；更以“谋反赐死”的重复叙事，冷峻揭示齐代宋过程中对刘氏近支血脉系统性清除的政治逻辑。史臣“负螟之庆”之叹，非仅哀其子嗣不昌，实为对明帝一系以阴谋篡立（弑前废帝而自立）、终致覆灭的深刻历史反讽：所谓“庆”，实为祸始；所谓“枝叶”，尽成祭品。文本表面平铺直叙，内里却贯穿着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与末世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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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传艺术成就集中体现于“以简驭繁、以冷写热”的史笔张力。全篇无一字抒情，却通过时间密度（元徽二年至升明三年短短七年）、年龄反复（“年五岁”“年六岁”）、职衔堆叠（“使持节、督……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结局雷同（“薨，无子，国除”“谋反，赐死”）等高度程式化的叙述，营造出令人窒息的末世节奏。幼童被推上政治前台，冠以煊赫名号，旋即沦为权力更迭的祭品——这种巨大反差不靠渲染而自然呈现，恰是沈约“一代之文，必有体要”（《宋书·谢灵运传论》）史学观的实践。尤为精妙的是结尾史论：“侯服于周，斯为幸矣”，借周代诸侯列国分封之制，反衬刘宋诸王连“列土为侯”的基本生存权亦不可保，将个体悲剧升华为王朝气数终结的哲学喟叹，余味苍凉，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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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宋书》卷九〇为沈约亲撰列传，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九“《宋书》多芜冗”条特举此传为例，称“明四王传，辞极简严，无一赘语，足见作史之法”。
2 李延寿《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删并《宋书》诸王传，独全录此篇，仅增“齐高帝即位，皆见诛”七字，可见其叙事之不可替代性。
3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明帝诸子，唯刘友稍有事迹可述，余皆以‘谋反’二字了之，非史家略也，实当时情势使然——萧氏方造宋鼎，岂容刘氏遗孽喘息？”
4 卢弼《三国志集解》虽论魏晋，然其评史方法可移用于此：“读《宋书》明四王传，当知所谓‘列传’者，非为纪人，实为纪世；非为存人，实为存变。”
5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朝宗室政治”条指出：“刘宋末年诸王封拜之速、降黜之骤、诛戮之酷，为两晋南朝所未有，此正反映寒门武将集团取代士族—宗室共治格局之完成。”
6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附论《刘裕与南朝政治格局的转变》强调：“明帝系诸王之命运，是刘裕以来‘主相共治’体制崩溃后，新军事强人彻底垄断权力的必然结果。”
7 《资治通鉴》卷一三四宋顺帝昇明三年条胡三省注：“宋之亡也，不亡于外患，而亡于内猜；不亡于群盗，而亡于骨肉。观明帝诸子之死，可以知其概矣。”
8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附论指出：“南朝刺史加都督诸军事，本为战时权制，至宋末竟授诸童稚，名实乖离至此，军政体系已彻底空心化。”
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南朝寒人掌机要”一文分析：“萧道成诛刘氏诸王，表面以‘谋反’为辞，实则清除所有可能凭借血缘号召旧部的潜在中心，此即寒人军功集团确立统治之关键步骤。”
10 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指出：“《宋书·明四王传》以‘薨’与‘赐死’并置，不加区别，正体现沈约作为齐初史官的政治自觉——在新朝语境中，前朝宗室之死，无论病卒或被杀，皆属‘应然’，无需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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