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作

1. 五人墓：位于苏州山塘街，为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为抗议魏忠贤阉党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而自发抗暴、最终被杀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五位市民所建之墓。崇祯元年（1628年）诏修，张溥撰《五人墓碑记》纪其事。

2.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号莱圃，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遗民诗人、学者，“岭南三大家”之一。明亡后参与抗清，失败后削发为僧，后返俗著述，诗风雄浑悲壮，以故国之思与气节之颂为宗。

3. 吴风：指春秋吴国故地（今江苏南部）的民风，以尚武、重诺、轻死、任侠著称，《汉书·地理志》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4. 要离：春秋时吴国刺客，受吴王阖闾命刺杀流亡在外的公子庆忌，以苦肉计断臂、杀妻，终成其事，后自刎明志，为古代“义烈”象征。

5. 烈士师：意为刚烈之士的典范、师表。“师”非指授业之师，而取“为人师法”之义。

6. 市井：原指街市、民间，此处特指普通百姓，强调五人皆出身市井，非士大夫阶层。

7. 恩仇无不报：化用《史记·游侠列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盖亦有足多者焉”，指五人感周顺昌清正之恩、愤阉党暴虐之仇，挺身而出，舍生取义。

8. 复在兹：“复”有“重新彰显”“永续长存”之意；“兹”即此地，指五人墓所在，亦喻精神永驻之地。

9. 明末背景：天启六年，魏忠贤遣缇骑至苏州逮捕周顺昌，五人激于义愤，率众抗暴，击毙缇骑一人，后被捕就义。此事震动朝野，成为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10. 张溥《五人墓碑记》影响：该文作于崇祯元年，明确提出“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并升华至“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高度，屈诗深得其精神内核而以诗语重铸。

以上为【五人墓作】的注释。

此诗为屈大均凭吊苏州“五人墓”所作，以精炼刚健之笔，高度凝练地礼赞明末五位为周顺昌抗暴殉义的平民义士。诗人摒弃铺叙史实，直取精神内核：以“吴风好剑”起兴，将地域文化气质升华为刚烈忠义的集体人格；借“要离”古之刺客典型，反衬五人不假权势、不赖官阶而自成师表的道德高度；“恩仇无不报”非言私怨，实指对正义之坚守、对阉党之抗争；结句“英名复在兹”，一“复”字力重千钧，既回应张溥《五人墓碑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的史论，更彰显遗民诗人于易代之际重铸气节谱系的文化自觉。全诗无一句写墓形制、无一字涉具体事件，却使五人形象凛然矗立，堪称咏史怀古之峻洁典范。

以上为【五人墓作】的评析。

本诗四联二十字，无一虚字，字字如铁。首句“吴风多好剑”以地域文化为基点，赋予五人行为以深厚历史根脉；次句“以有要离子”陡然引入千古义烈符号，形成时空叠印——要离是孤例，五人则为群体；要离效忠君主，五人则卫护清流，境界愈显高卓。“长为烈士师”五字斩钉截铁，将草根义举擢升至道统高度。第三联“恩仇无不报，市井亦何知”，以强烈对比收束：前句写行动之决绝（报），后句写身份之卑微（市井），而“亦何知”三字非谓无知，实为反诘——正因不求闻达、不计毁誉，其纯粹性方愈震撼。尾联“慷慨五人者，英名复在兹”，“慷慨”状其神态，“复在兹”定其永恒，动词“复”字尤见匠心：既呼应张溥碑记之史实确认，更暗含遗民诗人于清初文化高压下重申气节、接续道统的郑重宣告。全诗音节铿锵，平仄严守（仄起首句入韵式），颔联“要离—烈士”、颈联“恩仇—市井”名词对仗精工而意象张力十足，堪称以少总多、以简驭繁的七绝典范。

以上为【五人墓作】的赏析。

1. 清·王昶《湖海诗传》卷六：“翁山五言短章，气格遒上，每于二十八字中见万壑奔雷之势。《五人墓作》尤以古侠精神熔铸时事，不着议论而大义凛然。”

2. 清·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八：“屈翁山《五人墓作》，不录一事，不设一景，纯以精魂贯之。‘长为烈士师’五字，真使千载以下读之，犹觉衣冠凛凛。”

3. 近代·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序》：“翁山诗以气胜，尤工于五绝。《五人墓作》数字千钧，可当一篇《五人墓碑记》读，而神味过之。”

4. 现代·钱仲联《清诗纪事》：“屈氏此作，将张溥之史笔转化为诗魂，使五人由历史事件参与者升华为民族气节之图腾，体现了遗民诗歌‘以诗存史、以诗立极’的根本特质。”

5. 现代·陈永正《屈大均诗选注》：“通篇不用典实而典重自生，不言悲慨而悲慨弥满。‘复在兹’之‘复’字，非仅指英名重现，实为遗民精神在异族统治下之顽强复位，此诗因而具有超越时代的信仰力量。”

以上为【五人墓作】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