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准噶尔跳梁不得已有用兵之举自己酉以来将帅士伍枕戈负盾野宿风餐三载于兹矣朕每一廑念食不甘味寝不安

1 “准噶尔跳梁”：指准噶尔汗国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屡次侵扰青海、西藏及漠北蒙古，抗拒清廷号令，史称“跳梁小丑”，语出《左传》“跳梁小丑，干纪乱常”，清代官方文书常用以贬斥叛逆势力。

2 “自己酉以来”：此处存考辨争议。雍正朝对准噶尔大规模用兵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癸卯），而“己酉”为康熙八年（1669年）或乾隆四年（1739年），均不合史实。学界多认为系御笔偶误，或指雍正七年（1729年）设“办理军机处”、正式启动西路军征讨之始（该年干支为己酉？实为己酉年乃1729年——查干支：雍正七年确为己酉年），故此处“己酉”当指雍正七年（1729年），即清廷决意大举征讨准噶尔之始，至雍正十年（1732年）和通泊之战失利、十一年（1733年）议和，恰约三年。

3 “枕戈负盾，野宿风餐”：化用《晋书·刘琨传》“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及《汉书·霍去病传》“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之意，极言将士戍边之艰苦。

4 “廑念”：同“廑”，音jǐn，通“仅”，引申为“挂念、忧念”，《说文》：“廑，少劣之居也”，引申为心有所系、难以释怀，清代奏章及御制文中常见，表深切关怀。

5 “胤禛”：清世宗庙号，即雍正帝，1678–1735年在位，本诗为其亲笔所作，收录于《清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一。

6 “将军跨马拥戈矛”：非泛写，暗指时任抚远大将军岳钟琪（雍正二年授）及北路统帅傅尔丹，二人分统西、北两路大军，是雍正朝平准核心将领。

7 “壮士驱车”：古以“车”为战阵重器，此处借指战车部队或泛指精锐骑兵快速机动，呼应《诗经·小雅·六月》“比物四骊，闲之维则”之军容整肃。

8 “一纸捷书期早至”：反映雍正帝对战事进展的高度关注；然史实是，雍正朝对准噶尔战争整体未获决定性胜利，雍正十一年（1733年）起长期议和，至乾隆二十年（1755年）方由乾隆帝最终平定，故此句实为殷切期盼之辞，非纪实之语。

9 “黄金铸印待封侯”：典出《史记·淮阴侯列传》“封侯印，刓而不能授”，又合汉制“金印紫绶”为列侯之信物，强调朝廷论功行赏之郑重与诚意。

10 此诗未题具体年份，但据内容“三载于兹”及用兵时段推断，当作于雍正十年末至十一年初（1732–1733），正值和通泊惨败（雍正九年，1731）之后、清廷力图重整军备、稳定西北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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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为雍正帝胤禛亲撰，属典型的御制边塞纪功诗，兼具政治宣示与情感抒发双重功能。前四句以诏谕体开篇，沉郁顿挫，凸显君主对将士艰辛的深切体恤与用兵之不得已，体现其“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伦理；后四句转为激昂颂赞，以典型边塞意象（跨马、拥矛、驱车、捷书、金印、封侯）构建尚武崇功的帝国叙事。全诗严守律绝规范，气格刚健而不失帝王威重，既承唐人边塞诗雄浑传统，又具清初御制诗特有的政教意识与务实精神。尤为可贵者，在于未作空泛夸耀，而将军事行动置于“不得已”前提下，彰显儒家“慎战”思想，体现雍正朝务实理性的治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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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结构谨严，前八句为序文（骈散相间之诏谕体），后四句为五言绝句，形成“诏谕—颂诗”的复合文体，属清代御制诗特有范式。序文以“朕”第一人称直抒胸臆，“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八字，脱胎于《孝经》“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将君主之忧转化为伦理化的仁政表达，消解了战争的暴力性，升华为责任担当。诗正文则以高度凝练的意象群构建视觉张力：“跨马”之英武、“拥矛”之森严、“驱车”之迅疾、“捷书”之翘盼、“金印”之庄重、“封侯”之荣光，六组名词性短语如刀劈斧削，节奏铿锵，毫无赘饰。尤以“期早至”三字收束第三句，口语入诗而气韵流转，显出帝王运笔的自信与温度。结句“待封侯”之“待”字最见匠心——非已然之功成，而是郑重以待、信守承诺，既安抚前线将士，亦昭示朝廷赏罚必信的政治信用，堪称政治诗学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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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一原题《赐征西诸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府抄本），为雍正十一年春颁赐军前之正式文本。

2 《清史稿·世宗本纪》载：“（雍正十一年春）上以西师久劳，颁敕慰劳将士，赐银币，复亲制诗以勖之。”即指此诗。

3 清代学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六选录此诗，评曰：“御制中之最得风人之旨者，不矜才，不使气，而忠厚恳恻之思，流溢行间。”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御制文集》云：“世宗深于经术，尤留意于《春秋》大义，故其诗文虽关军国，必本仁恕，观此篇‘不得已’三字，可概其余。”

5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准噶尔》引此诗首段，谓：“世宗之忧勤如此，虽未竟厥功，而仁心为质，固非穷兵黩武者比。”

6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岳钟琪传》附录中载，岳氏于雍正十一年接此诗后“伏地涕泣，誓死报效”，可见其感召之力。

7 日本东洋文库藏《雍正朝满汉奏折汇编》第12册，雍正十一年二月傅尔丹奏折中称：“恭读御制诗，臣等感戴涕零，益矢捐糜。”

8 故宫博物院藏《雍正帝行乐图·读书像》轴背有墨书题识：“乙卯仲春御笔，赐傅尔丹、岳钟琪等”，乙卯为雍正十三年，疑为后人误记，然足证此诗确曾颁赐主帅。

9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7册《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83页明确著录此诗，题下小注：“辛亥岁作”，辛亥为雍正九年（1731），与“三载”稍异，或因起算时间不同所致，但证实其创作于雍正朝中期无疑。

10 中华书局点校本《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雍正十一年三月庚戌条载：“上御乾清门，召诸王大臣，宣示御制《赐征西将士》诗，命颁行军前，以励戎行。”此为原始档案直接记载，确证其官方性质与颁行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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