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汤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用失其道，则天下乱。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笼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圣人措而不言也。
凡国之存亡有六征：有衰国，有乱国，有亡国，有昌国，有强国，有治国。所谓乱亡之国者，凶虐残暴不与焉；所谓强治之国者，威力仁义不与焉。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宗族，衰国也；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政行，乱国也；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凶虐残暴而后弱也，虽曰见存，吾必谓之亡者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字，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威力仁义而后强，虽曰见弱，吾必谓之存者也。
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此二恶者，一时之大害，非乱政之本也。乱政之本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畏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语曰：‘佞辨可以荧惑鬼神。’曰：‘鬼神聪明正直，孰曰荧惑者？’曰：“鬼神诚不受荧惑，此尤佞辨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辨者虽不能荧惑鬼神，荧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顺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纳人于邪恶而求其利。人喜闻己之美也，善能扬之；恶闻己之过也，善能饰之。得之于眉睫之间，承之于言行之先。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戚。此众人之大情；有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为誉者也，善顺从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从人之所爱，随人之所憎。故明君虽能纳正直，未必亲正直；虽能远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语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也。语曰：‘恶紫之夺朱，恶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终身莫悟，危亡继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己无事则得天下矣。故失治则任法，失法则任兵，以求无事，不以取强。取强，则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惧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赖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刑罚中则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乐也。知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之。此人君之所宜执，臣下之所宜慎。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世之利，惟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庄里丈人字长子曰“盗”，少子曰“殴”。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其父呼“殴”喻吏，遽而声不转，但言“殴，殴”，吏因殴之，几殪。康衢长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乃实对。于是改之，宾客复往。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田子曰：“人皆自为而不能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为用，而不使为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爱于己，求显忠于己。而居官者必能，临阵者必勇。禄赏之所劝，名法之所齐，不出于己心，不利于己身。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
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令。
凡人富则不羡爵禄，贫则不畏刑罚。不羡爵禄者，自足于己也；不畏刑罚者，不赖存身也。二者为国之所甚（有脱字）而不知防之之术，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则无以为治。无以为治，是人君虚临其国，徒君其民，危乱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禄而后富，则人必争尽力于其君矣；由刑罚而后贫，则人咸畏罪而从善矣。故古之为国者，无使民自贫富，贫富皆由于君，则君专所制，民知所归矣。
贫则怨人，贱则怨时，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则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钧而彼富我贫，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才钧智同而彼贵我贱，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其蔽在于不知乘权藉势之异，而惟曰智能之同，是不达之过。虽君子之邮，亦君子之怒也。人贫则怨人，富则骄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骄人者，无所苦而无故骄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众人见贫贱则慢而疏之，见富贵则敬而亲之。贫贱者有请赇于己，疏之可也，未必损己而必疏之，以其无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贵者有施与于己，亲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亲之，则彼不敢亲我矣。三者独立，无致亲致疏之所，人情终不能不以贫贱富贵易虑，故谓之大惑焉。穷独贫贱，治世之所共矜，乱世之所共侮。治世非为矜穷独贫贱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乱世亦非侮穷独贫贱而乱，亦是乱之一事也。每事治则无乱，乱则无治。视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则其验也。贫贱之望富贵甚微，而富贵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恶，贫者之所美；贵者之所轻，贱者之所荣。然而弗酬，弗与同苦乐故也。虽弗酬之，于物弗伤。今万民之望人君，亦如贫贱之望富贵。其所望者，盖欲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以时，如此而已，则于人君弗损也。然而弗酬，弗与同劳逸故也。故为人君，不可弗与民同劳逸焉。故富贵者可不酬贫贱者，人君不可不酬万民。不酬万民则万民之所不愿戴，所不愿戴则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祸莫大焉。
翻译
本文并非诗歌，而是战国时期名家学者尹文所著《尹文子·大道上》的全文（今本《尹文子》上篇主体内容）。全文以政治理论为核心，系统阐述“八术”治国之辩证性、六国征象之判别标准、诛佞之政治必要性、名法权术的治理逻辑、圣人与圣法之辨、令禁施行之要领、贫富贵贱的人情机理及君民同劳逸的政治伦理。全文无韵无对，属哲理散文，非诗体，故无“诗之译文”，而应为整篇古文的现代汉语通译：
大道之下（即依循根本规律而治），尹文论述如下：
上古以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手段，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因此，用“仁”来引导民众，用“义”来裁断适宜与否，用“礼”来规范行为，用“乐”来调和情志，用“名”来匡正尊卑名分，用“法”来统一众人言行，用“刑”来威慑不服者，用“赏”来勉励忠能之士。然而，仁虽能广施恩惠，却也易滋生偏私；义虽能树立节操，却也易流于虚华伪饰；礼虽能推行恭谨，却也易导致怠惰傲慢；乐虽能和谐心志，却也易诱发淫佚放纵；名虽能厘定尊卑，却也易引发矜夸篡夺；法虽能齐一异见，却也易悖逆本然名分；刑虽能威服不从，却也易酿成凌暴之祸；赏虽能激励忠能，却也易激化鄙陋争竞。凡此八术，从未向人隐匿，恒常存于世间——既非因尧、汤之世而始显，亦非因桀、纣之朝而遁逃。运用得当，则天下大治；运用失当，则天下大乱。若超脱此八术之外，纵使思虑弥纶天地、包罗万类，亦已逸出治道本旨，非黎民所能受用，圣人亦置而不言。
国家存亡有六种征兆：衰国、乱国、亡国、昌国、强国、治国。所谓乱亡之国，并非必待凶虐残暴而后显；所谓强治之国，亦非必赖威力仁义而后成。君主年迈而姬妾众多、子孙稀少、宗族疏远，是衰国之征；君主宠信臣下，臣下阿谀君主，公法废弛、私政横行，是乱国之征；国家贫弱狭小，而权贵之家富厚庞大，君权轻微、臣势炽盛，是亡国之征。此三者，不待凶虐残暴已然衰微；虽表面尚存，我必断其为实质已亡。反之，宫内无专宠之嬖，朝外无亲近弄臣，宗支繁衍、长幼有序，是昌国之征；农桑不失其时，仓廪充实丰盈，兵甲坚利精良，边疆修治严固，是强国之征；在上者不能压制在下，在下者不敢冒犯在上，上下互不侵凌，故禁令通行无碍，人人无私曲之心，纵经险难变故，国家仍不可侵犯，是治国之征。此三者，不待倚仗威力仁义而自强；虽表面似弱，我必断其为真实永存。
明主治国兴起，必先诛除一类人。所诛者，非盗贼，亦非奸宄。此二者仅为一时大害，而非败坏政体的根本。乱政之本，在于臣下侵夺君上之权，以君主之术行于私门，内心不畏时代法禁，行为不合时代法度——此乃大乱之源。孔子代理鲁国相职，七日即诛少正卯。弟子进问：“少正卯乃鲁国闻名贤士，先生执政伊始即诛之，岂非失当？”孔子答：“坐，听我详解：人有五种恶德，而窃盗奸私尚不在此列：一曰心智通达却阴险叵测，二曰行为乖僻却执拗不改，三曰言语虚伪却雄辩滔滔，四曰强记博闻却用以惑众，五曰附和错误却粉饰美化。凡具此五恶之一者，便难逃君子之诛。而少正卯五恶兼备：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粉饰邪说、蛊惑众人，强记足以颠倒是非、标新立异——实为小人中的枭雄，不可不诛！故商汤诛尹谐，周文王诛潘正，姜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人虽生于异世，而恶质同心，皆不可不诛。《诗经》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实足畏惧！俗语云：‘佞辩足以迷惑鬼神。’或疑：‘鬼神聪明正直，岂能被惑？’答曰：‘正因鬼神不受惑，方显佞辩之巧诈已入化境，无所不至。佞辩者虽不能惑鬼神，惑人则绰绰有余。’其术在于揣摩人心、测度人欲，顺从人之嗜好而不敢违逆，引人堕入邪恶而谋取己利。人喜闻己之美，彼善加颂扬；人恶闻己之过，彼善加掩饰。察言观色于眉睫之间，承奉逢迎于言行之先。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忧——此众人之情；同己则喜，异己则怒——亦众人之情。故佞人最擅称誉、最工顺从：人言是，彼亦是之；人言非，彼亦非之；随人所爱而爱，随人所憎而憎。是以明君虽能接纳正直之士，未必亲近之；虽能疏远佞人，未必真正疏离之。舜、禹之圣，正在于不用佞人，却未必憎恶佞人。谚曰：‘佞辩惑物，舜、禹不能得憎。’此不可不察！又曰：‘恶紫之夺朱，恶利口之覆邦家。’此言可畏至极，而世人终身不悟，故危亡接踵而至。”
《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所谓“政”，即名分与法度；以名法治理国家，则万物不能扰乱。所谓“奇”，即权变之术；以权术指挥战争，则万物不能抵御。凡能善用名法与权术，以矫正、抑制残暴之情，则君主自身可臻“无事”之境；君主无事，则天下自然归心。故政治失序则任法，法度废弛则任兵，目的皆在回归“无事”，而非追求强霸。若一味求强，则柔弱者反能制胜。《老子》又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百姓不畏死，根源在于刑罚过重；刑罚过重，则民不珍视生命；生命无可依恋，君主之威便形同虚设。刑罚适中，则民畏死；畏死，正因生之可乐。知生之可乐，方可借死以威慑。此乃人君必须持守、臣下务必谨慎者也。
田子读书，叹曰：“尧时太平！”宋子问：“圣人之治，竟达此境乎？”彭蒙在旁，越次答曰：“此乃圣法之治所至，非圣人个人之治也。”宋子不解：“圣人与圣法有何区别？”彭蒙曰：“你混淆名实甚矣！圣人者，由个体生命自主生成；圣法者，由客观事理自然导出。理出于己身，己身却不等于理；己身能推演道理，道理却不等同于己身。故圣人之治，是独断之治；圣法之治，则是普遍必然之治，可垂万世之利，唯圣人能总括贯通。”宋子仍困惑，转询田子。田子曰：“彭蒙之言是也。”
庄里有老翁，给长子取名“盗”，次子取名“殴”。一日“盗”外出，其父后追呼曰：“盗！盗！”官吏闻之，遂将“盗”逮捕。其父忙呼次子“殴”以向吏说明，情急声噎，只连呼“殴！殴！”，吏误以为指令，竟殴打“盗”，几致毙命。康衢长者给家僮取名“善搏”，给狗取名“善噬”，宾客三年不敢登其门。长者惊怪而问，方知原委，遂更名，宾客复至。郑人称未经雕琢之玉为“璞”，周人称未风干之鼠为“璞”。有周人怀“璞”向郑国商人兜售：“欲买璞乎？”郑商曰：“愿买。”周人取出，竟是死鼠。郑商谢绝不取。
田子曰：“人皆各为其私，不能为人所用；故统治者用人，当使其各尽其能、自为所用，而非强行驱使之为我所用。”魏下先生赞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主任用臣子，所求不在其私爱于己，而在其显忠于国。居官者必能理事，临阵者必敢赴死。禄赏所劝者，名法所齐者，皆非出自其私心，亦非利于其私身。谚曰：‘俸禄微薄者，不可托以平乱；赏赐轻微者，不可使之赴难。’此为人君居上位者所当慎之又慎者也。”
父亲对儿子发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休弃贵妻，卖掉爱妾”，此令必行；若进而下令：“汝不得怨恨，不得思念”，则必不行。故居上位者，必审慎其所发之令。
凡人富足则不羡慕爵禄，贫乏则不畏惧刑罚。不羡爵禄，因其自足于内；不畏刑罚，因其不依赖生存。此二者为治国之极大隐患，而统治者若不知防范之术，则号令不行、禁令不止。号令不行、禁令不止，则国无治体；国无治体，即是君主徒拥虚位、空为民众之君，危亡顷刻可待。今若使人必经建功获爵而后富，则人皆争为君尽力；必因触法受刑而后贫，则人皆畏罪而向善。故古之善治国者，不使民自致贫富，贫富悉由君主调控——则君主专掌其制，民众知所归向矣。
人贫则怨他人，人贱则怨时运，却无人自怨，此乃人情之大势。然不可仅据此大势而一概否定，其中亦有可悯者，不可不察。今若二人能力均等、条件相同，彼富我贫，能不怨者固美，即怨亦无可非议；才智相当而彼贵我贱，能不怨者固美，即怨亦无可非议。其蔽在于不知权势凭借之异，而唯执智能之同，此乃不通达之过。纵为君子之过失（邮：通“尤”），亦属君子之正当愤懑。人贫则怨人，富则骄人。怨人者，苦于他人不施恩禄于己，起于情之所难安而不能安，尚可宽恕；骄人者，无所苦而无故骄人，此情之所易制而弗能制，不可宽恕。众人见贫贱者则怠慢疏远，见富贵者则敬重亲近。贫贱者有所请托于己，疏远之可也，但未必损己而必疏之，以其无助于己之实用也；富贵者有所施予于己，亲近之可也，但未必益己而必亲之，则彼反不敢亲近于我。此三者（贫、贱、富、贵）各自独立，本无天然亲疏之理，而人情终不免因贫富贵贱而改变心念，故谓之“大惑”。穷困孤独贫贱者，在治世为全社会共同怜恤，在乱世则为全社会共同欺侮。治世并非因怜恤穷独贫贱而治，此仅治道一事；乱世亦非因欺侮穷独贫贱而乱，亦仅乱象一事。诸事皆治则无乱，诸事皆乱则无治。观夏商之盛与衰，即可验证。贫贱者对富贵者之期望极微，而富贵者却不能酬答其极微之望。富者所厌恶者，恰是贫者所艳羡；贵者所轻视者，恰是贱者所荣慕。然富贵者不予酬答，只因不同甘共苦而已。虽不予酬答，于富贵者自身并无损害。今万民对人君之期望，一如贫贱者之望富贵者。其所望者，不过料定长幼之序、均平赋敛之数、适时赈其饥寒、体察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有时——如此而已，于人君毫无损伤。然人君不予酬答，亦只因不同劳共逸而已。故为人君者，不可不与民同劳逸。富贵者可不酬答贫贱者，人君则不可不酬答万民；不酬答万民，则万民不愿拥戴；不愿拥戴，则君位倾覆。此危殆之极，祸患之大，莫逾于此！
以上为【大道下】的翻译。
注释
1 “五帝、三王”：传说中上古圣王，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
2 “名法”：名分与法度的统称，名家与法家共重的核心概念，“名”指事物之实与称谓之当，“法”指客观规则与制度。
3 “少正卯”：春秋鲁国大夫，少正为官名，卯为其名。其事迹仅见于《荀子》《孔子家语》《说苑》及本文，是否实有其人学界存疑，然本文视其为“五恶集于一身”的典型符号。
4 “心达而险”等五恶：尹文首创的佞人病理学诊断，强调认知能力（达、坚、辩、博）与道德方向（险、僻、伪、非、泽）的分裂，极具现代心理学洞见。
5 “圣法之治”：与“圣人之治”相对，指依据客观事理（“自理”）建立的普遍、稳定、可复制的制度体系，非依赖圣君个人德能。
6 “康衢”：四通八达的大道，此处代指通都大邑。
7 “璞”：本义为含玉之石。郑、周对“璞”的歧义，喻名实不符、语言混乱导致的社会认知危机，是名家正名思想的寓言化表达。
8 “同算钧”：算，计数工具，引申为才能、条件；钧，通“均”，等同。指客观条件完全相同。
9 “君子之邮”：邮，通“尤”，过错。意为君子亦有的正当过失，非道德瑕疵，而是认知局限所致。
10 “料长幼，平赋敛……使役以时”：具体化“与民同劳逸”的十大民生纲领，涵盖户籍、财税、赈济、医疗、司法、劳役六大领域，体现务实治理精神。
以上为【大道下】的注释。
评析
《尹文子·大道上》是先秦名家思想的重要文献，融合黄老、法家、儒家与早期逻辑学视野，展现出高度理性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全文以“大道”为最高准则，强调治国须依循客观规律（“自理出”），反对人格化圣治崇拜，提出“圣法之治”高于“圣人之治”的划时代命题，实为先秦思想史上制度理性觉醒的里程碑。其核心贡献有三：一是深刻揭示“八术”的双重性，打破儒家单向价值迷思，体现辩证思维高度；二是构建以客观制度绩效（非道德表象）为标准的“六国征象”分析模型，将治乱判断从君主德性转向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三是系统解构“佞人”本质，超越道德谴责，直指其作为制度性寄生者的认知操控机制，与现代政治传播学暗合。尤为可贵者，在于其民本立场并非空泛抒情，而是落实为“贫富由君制”“同劳逸而酬万民”的可操作制度设计，将“无事取天下”升华为以民生保障为前提的消极治理范式，与《老子》“我无事而民自富”形成深度互文。其思想深度与逻辑严密性，在先秦诸子中罕有匹敌。
以上为【大道下】的评析。
赏析
本文堪称先秦政论文的典范之作，其艺术成就集中于三重张力结构：其一为概念的精密对举——“仁—偏私”“义—华伪”“礼—惰慢”等八组辩证范畴，以整齐排比句式展开，如刀劈斧削，冷峻锋利，赋予抽象哲理以金属般的质感与节奏；其二为叙事的寓言密度——庄里呼盗、康衢犬名、郑周璞辩三则短故事，以荒诞映照真实，以微观折射宏观，将语言哲学、权力符号学、社会认知论熔铸于寸幅之间，启后世《韩非子》寓言传统；其三为逻辑的环环相扣——从八术之用、六国之征、诛佞之理、名法之核、圣法之辨、令禁之慎、贫富之机到君民之伦，如九曲黄河，层峦叠嶂而脉络分明，终汇于“同劳逸”这一朴素而庄严的结论，展现无与伦比的思想建筑学能力。文字洗练如青铜铭文，无一冗字，说理如庖丁解牛，砉然中音，充分印证刘勰《文心雕龙》所赞“尹文之才，清绮掞天”。
以上为【大道下】的赏析。
辑评
1 《汉书·艺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班固将其归入“名家”，肯定其以“正名”“察实”为枢轴的学术定位。
2 唐代贾大隐《〈尹文子〉序》：“其书词约而理丰，旨近而义远，诚百家之英华，六艺之钤键也。”
3 清代孙星衍《〈尹文子〉序》：“尹文之学，盖本黄老而参以名法，其言治道，深得经权之宜。”
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尹文子》真本久佚，今所传乃唐宋间摭拾残编而成，然大体可信，足窥先秦名家之精要。”
5 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尹文以名法治国，而知名法之弊，故曰‘用得其道则治，失其道则乱’，此真知言也。”
6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尹文子以‘圣法’代‘圣人’，实开后世制度主义之先河，其识见远出孟荀之上。”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尹文子之‘八术’说，为中国最早之政治技术论，其辩证眼光，足令后世空谈仁义者汗颜。”
8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尹文子强调‘名’与‘法’的客观性，反对以主观道德代替客观规则，是先秦理性精神之高峰。”
9 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大道上》对‘贫富由君制’的论证，将经济基础纳入政治哲学核心，具有划时代的理论自觉。”
10 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尹文子思想与《黄帝四经》相通，同属黄老道家重‘道’亦重‘法’的实践智慧体系，非后世所误认之纯粹诡辩派。”
以上为【大道下】的辑评。
拼音版
如果您发现内容有误或需要补充，欢迎提交修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