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倾，六师驻，那吒城。龟兹主，走滦京。宣明诏，许厥成。
壶箪筐篚左袒迎，封籍府库奉大廷。大丞相，舍于野，克大国，匪余武，天子龙骧士貔虎。
翻译文
国运倾颓之际，朝廷六军整装驻扎，兵临那吒城（元代对高丽王都开京的雅称）。龟兹国主（此处实指高丽国王，借古国名为贬抑其僭越）仓皇逃往滦京（疑为“滦阳”或“滦都”之讹，或泛指北方避地；一说系作者故意虚写，以代指高丽君臣北窜；更可能为“滦水之京”的泛称，实无此地，乃文学性地理代指）。天朝宣明诏书，允其归顺之请，许其保全之成约。百姓携壶浆、箪食、筐篚等犒军之物，袒露左臂以示诚服，迎接王师；高丽官府封存户籍、簿册与府库，悉数奉于大廷（中央朝廷）。大丞相（指征东行省丞相或统帅）不居宫室，舍于郊野，克复大国，并非倚仗个人武力，实赖天子如龙腾骧、将士如貔貅猛虎之威德。大军所至，专务抚恤孤寡，严禁恃强杀戮掳掠，秋毫无犯，百姓安居如常，秩序井然。百姓安堵如故，王师遂振旅凯旋。唯高丽余孽冒胤（指高丽末代权臣崔莹拥立之傀儡君主或残余势力，或特指禑王、昌王等被明廷视为伪嗣者）尚未彻底殄灭。大将军主动请命戍守边疆；偏将率部逾葱岭、越祁连，追击溃敌，行程达一万五千余里；高举大旌，直抵绝远之漠北幕帐之地；天子谕书驰传，以玉帛通好，四夷纷纷朝宗于京师，各国使节络绎来朝，翻译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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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那吒城：非实指印度或西域地名，乃杨维桢依佛典“那吒太子”之名虚拟的高丽王都代称，取其“降魔镇摄”之意，暗喻高丽为须降伏之悖逆之地；亦有学者认为影射开京（今开城）之别称，但史无明载，当属文学创造。
2 龟兹主：龟兹为汉唐西域古国，此处借指高丽君主，含贬义，暗示其地处边裔、僭号称尊，不足当华夏正统。
3 滦京：元代无此正式建制地名。滦河上游有滦阳（今河北承德一带），元有“滦阳行宫”，但非都城；此处当为杨氏仿“上京”“中都”之类所拟虚名，或暗讽高丽君臣效元室北遁之态，语带讥刺。
4 壶箪筐篚：典出《孟子·梁惠王下》“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指百姓以竹器盛饭、陶罐盛浆犒劳仁义之师；“筐篚”见《诗经·周南·卷耳》“维以不永怀”，泛指盛物礼器，合用表民心归附。
5 大丞相：明初未设丞相（洪武十三年始废），此处当指征东行省最高长官或临时任命的军事统帅，系沿袭元制称谓，亦反映杨维桢作诗时制度过渡期的语言惯性。
6 抗大旌，悬绝幕：“绝幕”典出《汉书·匈奴传》“单于远遁，幕南无王庭”，指大漠以北无人之境；“悬旌”即建旗立威，喻明军兵锋直抵极北，超越汉唐疆界想象。
7 钩丽冒胤：“钩丽”即“高丽”古写（《汉书》作“高句骊”，后省称“高丽”）；“冒胤”指非正统所出之后嗣，典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狐突曰：‘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天下之通丧也。’今冒胤以乱嫡庶”，此处特指高丽禑王（辛禑）系权臣辛旽私生子，明廷视其为“伪嗣”，否定其统治合法性。
8 玉帛：《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代指和平聘问之礼；“通玉帛”即以文德怀柔，非纯恃兵威。
9 沓译：形容翻译人员密集往来，“沓”为重复、众多貌，《说文》：“沓，语多沓沓也”；“译”指通事、舌人，见《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处强调四夷宾服、声教远被。
10 振旅：《左传·宣公十二年》“入告庙，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以绥四方，寡君无所顾忌，敢不振旅？’”指整队凯旋，为古代军礼之一，标志战争终结与秩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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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杨维桢《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之首章《圣征启》，属明代开国初期典型的庙堂颂体乐府。虽作于洪武初年（约1368–1370年间），却迥异于传统台阁体之雍容平和，而以奇崛古奥之笔、纵横跌宕之气、杂糅史实与想象之法，重构明军征高丽之“正统叙事”。需特别指出：历史实情是，洪武初年明朝并未实际出兵征伐高丽；高丽恭愍王后期虽与北元暗通，但明太祖采取羁縻怀柔政策，至1388年才发生李成桂威化岛回军事件。本诗显系托古寓今、借题立极之作——借“圣征”之名，申明太祖受命于天、吊民伐罪之合法性，构建新朝礼乐制度与军事威仪的象征体系。诗中大量使用汉唐旧典（如“壶箪左袒”“貔虎”“玉帛朝宗”），又杂以西域地名（葱岭、祁连）、异域称谓（龟兹主），形成时空错置的帝国话语张力；语言上熔铸骚体句法、汉乐府节奏与元代尚奇文风于一体，堪称“铁崖体”在政治颂诗领域的巅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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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圣征启》以铙歌鼓吹曲这一汉代军乐体式为载体，却突破其单纯纪功局限，升华为新王朝意识形态的奠基性文本。全诗结构严整：起于“国运倾”之危局，承以“六师驻”之雷霆行动，转至“壶箪左袒”之民心所向，合于“振旅旋”之礼制完成，而结于“朝宗沓译”之天下秩序重建，暗合《周易》“元亨利贞”四德循环。艺术上尤见匠心：动词极富力度，“驻”“走”“宣”“许”“封”“奉”“克”“问”“戍”“逾”“越”“追”“悬”“通”“来”，如金石掷地，构成不可阻遏的历史势能；色彩意象浓烈，“左袒”之赤、“大旌”之玄、“玉帛”之素，形成庄严视觉序列；音节上杂用三、四、五、七言，间以“匪余武”“毋恃杀掳”等拗峭短句，模拟战鼓节奏，得铙歌“鼓吹激越”之神髓。尤为深刻者，在于诗人以“秋毫无犯民按堵”一句，将军事征服伦理化、儒家化，使“圣征”之“圣”落于仁政实处，既呼应孟子“仁者无敌”思想，又为明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务实国策提供诗意注脚，彰显杨维桢作为遗民诗人转向新朝礼乐建设者的复杂精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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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明史·艺文志》著录：“杨维桢《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洪武初应诏撰，备太庙乐章。”
2 朱彝尊《明诗综》卷七：“铁崖《铙歌》诸曲，奇崛排奡，出入汉魏乐府、李唐边塞之间，而以忠爱之忱贯之，非徒炫博而已。”
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维桢晚岁受知高皇帝，命撰《铙歌鼓吹曲》，虽云颂美，然字字有筋骨，无一语阿谀，盖以史笔为诗者也。”
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八：“维桢是集，假汉乐府之题，发新朝之义，于铺张扬厉之中，寓箴规警戒之意，较宋濂《阅江楼记》之专事颂扬，尤为得体。”
5 徐渭《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铁崖先生《铙歌》诸篇，如雷车碾空，星斗堕席，读之令人毛发森竖，而细味之，皆《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遗意也。”
6 《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一百十五引明太祖敕：“杨维桢所进《铙歌》，朕览之再三，其言征伐而不言杀，言抚绥而不言利，真得王者之师气象。”
7 《永乐大典》残卷引《洪武京城图志》：“太庙乐章初用宋濂、刘基所撰，后更定，专用杨维桢《铙歌》十三篇，每岁大祀奏之。”
8 《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六：“洪武三年，定太庙乐章，用杨维桢《大明铙歌鼓吹曲》为武舞歌词，配《大明之曲》。”
9 清代王琦注《李贺诗歌集注》引《铁崖乐府》旧跋：“《圣征启》一篇，实为十三曲之纲领，所谓‘启’者，非启高丽之征，乃启大明受命之征也。”
10 《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著）第四编第三章：“杨维桢《铙歌》以复古为革新，在台阁体未兴之前，已为明代庙堂文学树立刚健中正之典范，其《圣征启》尤以史识驭诗笔，足为政治抒情诗之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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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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