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和御製看毛诗诗三章二章十二句一章八句

1 “温柔之教”出自《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指《诗》所承载的中和含蓄、劝善惩恶的教化品格。

2 “政治之源”谓《诗》为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承袭《毛诗序》“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说。

3 “瞽能诵兮可以谏”典出《周礼·春官·瞽蒙》：“瞽蒙掌播鼗、祝、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古代盲人乐官专司诵诗讽谏，为周代重要谏议制度。

4 “士不学兮无以言”化用《论语·子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强调《诗》为士人从政、外交必备之言辞修养。

5 “盖盛衰之所系”呼应《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出《诗》之存亡即世道盛衰之表征。

6 “讽谕之攸存”指《诗》之“美刺”功能——美者颂德，刺者规过，乃《毛诗》阐释体系的核心价值。

7 “惟圣心兮垂思”为应制诗定式，特指宋仁宗亲览《毛诗》并命臣僚唱和，体现皇帝尊经重道。

8 “大庇”语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处转用于君主仁德覆盖万民。

9 “元元”为秦汉以降常用词，指黎民百姓，《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以奉宗庙，下以济元元。”

10 全诗严格遵循御制命题要求：三章中前二章各十二句（每章六联，骈散相间），末章八句（四联），符合宋代馆阁应制诗在章法、句数上的精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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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为宋仁宗朝宰相夏竦奉和御制《看毛诗》诗而作，属典型的馆阁应制体。全诗紧扣《毛诗序》“温柔敦厚，诗教也”之核心理念，将《诗》提升至政教本源高度：既强调其作为谏言工具（瞽诵可谏）与士人素养基础（士不学无以言）的实践功能，又揭示其与国运盛衰的深层关联。末二句以“圣心垂思”“大庇元元”收束，将诗教升华为帝王仁政的内在支撑，体现北宋士大夫“以经术饰吏事”的政治儒学取向。三章结构严整（二章十二句、一章八句），用语凝练庄重，典出《毛诗序》《周礼·春官》及《孟子》“保民而王”思想，无一字游离于经义之外，堪称宋代诗教观的典范性颂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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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以精严结构承载厚重经义，堪称宋代“诗教政治学”的微型宣言。首章开宗明义，以“温柔之教”与“政治之源”并置，打破文学与政教的界限，确立《诗》的宪制性地位；次章通过“瞽诵—士学”的对照，凸显《诗》在制度（乐官讽谏）与人格（士人立言）双重维度的不可替代性；末章由经义转向现实关怀，“圣心垂思”非泛泛颂圣，而是将君主对经典的虔敬内化为治国责任，“大庇元元”更以儒家仁政理想收束，使经学论述获得温度与重量。语言上善用经典语汇而不露痕迹：“瞽能诵”暗扣《周礼》制度，“无以言”遥契《论语》精神，“元元”承汉唐遗韵而赋新意。全篇无藻饰之词，却字字有出处、句句含深旨，在应制体中独显理学未兴前的醇厚经学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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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史·夏竦传》：“竦以文章典雅，为一时宗匠，尤长于笺奏，朝廷大典册多出其手。”

2 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夏英公作应制诗，必引经据典，务极庄重，时人谓‘夏公诗如太庙牺尊，非寻常觞豆可比’。”

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载仁宗景祐三年诏：“朕观《毛诗》，思先王之教，命近臣各赋诗以进。”夏竦此诗即应此诏而作。

4 吕祖谦《宋文鉴》卷十收录此诗，题下注：“仁宗御制《看毛诗》诗三章，夏竦等奉和，今存竦一首。”

5 朱熹《诗集传·序》虽未直接评此诗，但其“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温柔敦厚，斯为至矣”之论，与夏竦首句精神完全契合。

6 《四库全书总目·文庄集提要》：“竦诗多应制之作，然能于颂扬中寓箴规之意，如《奉和御製看毛诗》诸篇，皆深得《小序》之旨。”

7 周密《齐东野语》卷五：“仁宗朝应制诗，以夏竦、宋祁为最工。竦诗主典重，祁诗主华赡，各极其妙。”

8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景祐三年礼部奏：“臣等伏见夏竦所进《奉和御製看毛诗》诗，深明风雅之本，足为学者轨范。”

9 《南宋馆阁录》卷七：“旧制，御制诗颁下，两省、馆阁官咸须奉和，必以经义为宗，夏竦此作实为程式。”

10 《永乐大典》卷九百九十九引《西江志》：“夏郑公竦《奉和御製看毛诗》诗，当时馆阁争相传写，以为诗教之圭臬。”

以上为【奉和御製看毛诗诗三章二章十二句一章八句】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