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方患盗。或问刘子曰：“盗可除乎？”对曰：“何为不可除也？顾盗有源，能止其源，何盗之患？”或曰：“请问盗源？”对曰：“衣食不足，盗之源也；政赋不均，盗之源也；教化不修，盗之源也。一源慢，则探囊发箧而为盗矣；二源慢，则操兵刃劫良民而为盗矣；三源慢，则攻城邑略百姓而为盗矣。此所谓盗有源也。”
丰世无盗者，足也；治世无赋者，均也；化世无乱者，顺也。今不务衣食而务无盗贼，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务化盗而务禁盗，是纵焚而救以升龠也。且律：使窃财者刑，伤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盗不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无以生，以谓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图生也。且律：使凡盗贼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赐之衣裳剑带，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盗不应募，非不愿生也，念无以乐生，以谓为民乃甚苦，为盗乃甚逸也。然则盗非其自欲为之，由上以法驱之使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廉耻夙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齿良人，何敢然哉？故惧之以死而不惧，劝之以生而不劝，则虽烦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
今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倚办于牧守，此乃藏武仲所以辞不能诘也。凡人有九年耕，然后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后可教以礼义。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而汉武沈命之敝，殆复起矣。故仲尼有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推而广之，亦曰：“用兵吾犹人也，必也使无战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盗吾犹人也，必也使无盗乎！”盍亦反其本而已矣。
爰自元昊犯边，中国颇多盗，山东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怀之，不能尽得。于是令州郡：“盗发而不辄得者，长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谓未尽于防，故作此论。
（《宋文鉴》卷九十五，有删改）
翻译文
天下正在忧心盗贼峰起。有人问我说：“盗贼可以平息吗？”我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平息呢？只是盗贼产生有根源，能够阻止它产生的根源，盗贼有什么可令人忧心的呢？”那人又说：“请问盗贼（产生）的根源？”我回答他说：“穿的吃的不足，是盗贼产生的根源；徭役赋税不公平，是盗贼产生的根源；道德教化不开展，是盗贼产生的根源。第一个根源（指衣食不足）被忽视，就会掏别人腰包开别人箱柜而成盗贼；第二个根源（指赋税不公）被忽视，就会手拿兵刃抢劫良民而成盗贼；第三个根源（指道德教化不开展）被忽视，就会攻占城池劫掠百姓而成盗贼。这就是所说的盗贼也有产生的根源。”
富足的年代没有盗贼，是生活无忧；政治修明的年代没有盗贼，是贫富差距不大；教化盛行的年代没有大的社会乱子，是人心顺畅。如今不致力于人人足衣足食却致力于天下没有盗贼，就像堵住水流却不去堵住它的源头；不致力于用“教化”的方法使盗贼受到“感化”却致力于用刑法禁止做盗贼，这是纵火燃烧却要用杯水去扑灭大火。说到法律（的作用）：（是）让偷东西者受刑，将伤人者处死，其惩罚的力度够重了；但是盗贼却没有平息，并不是不害怕处死，只因想到无法生活下去，以为（与其）眼睁睁等待死亡，不如采取行动找出路。说到法律（的规定）：（是）让所有能够自首的盗贼，免除他们的罪行，有的还赏赐他们穿戴佩剑，官职俸禄，其恩泽够深了；但是盗贼却不受招安，并非不想活命，只是想到无法安定的生活下去，以为做百姓是太痛苦，当盗贼是太快活。然而不是人民愿意做强盗，而是由于朝廷用法令逼出来的。盗贼不来自首，也并非他们不想自首，而是由于朝廷用不合理的法令让他们不愿悔过自新。如果衣食向来能满足他们的自身需求，礼义廉耻早就充满内心，他们就会唯恐不能列入良民的范围，哪里还敢如此呢？所以用死威胁他们却不能让他们害怕，用活命劝勉他们却不能使他们感激奋发，那么即使烦劳专管捕逐盗贼的官吏，加重督促逮捕盗贼的科条法令，原本就不会起大的作用。
现在有关部门不从源头上担忧考虑，却一味依靠惩办州县地方官，这就如同说牧守捕盗不力是有罪当罚，那么朝廷不去正本清源，养成盗贼，不是一样有罪当罚吗。所有百姓经过九年的耕种，就可以储蓄足够三年吃的余粮；有了足够三年吃的余粮，这以后可以把礼义教给他们。如今百姓之所以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是地方官的过失吗？我担心这样做（指惩办州县地方官）不会有什么收效，而地方大小官吏都怕因此定为死罪而互相隐瞒，以致动乱事件转增多的弊端，几乎又要出现了。至于用检举告发等办法来镇压，也完全是徒劳的。所以孔子说：“要我办理诉讼案件，我不过也和其他办案人员一样；根本的办法是要根绝诉讼。”推而广之，也可说：“要我使用军事手段，我不过也和其他将领一样；根本的办法是要根绝战事！”再引伸推广，也可以说：“要我镇压盗贼，我不过也和其他州县官员一样；根本的办法是要根绝盗贼产生土壤！”何不也返回到根本的治理办法去呢。
自从西夏元昊侵扰边境，国内盗贼蜂起，山东一带更加厉害。天子派遣侍御史督促逮捕，并且对它们加以招安，不能全部平息。于是下令州郡：“盗贼出现却不能捉住，长吏要牵连出罪。”要加重其事的惩处力度。我认为在防备方面做得不够完善，因此写了这篇文章。
版本二：
天下正为盗贼猖獗而忧患。有人问刘敞：“盗贼可以根除吗？”他回答说：“为何不能根除呢？只是盗贼自有其产生的根源；若能遏止其根源，何愁盗患不除？”那人又问：“请问盗贼的根源是什么？”答道：“衣食不足，是盗之源；政令赋税不公，是盗之源；教化废弛、道德不修，是盗之源。一源失察，则百姓迫于饥寒，探囊发箧而为盗；二源失理，则铤而走险，操持兵刃劫掠良民而为盗；三源尽废，则聚众攻城略地、屠戮百姓而为盗。这便是所谓‘盗有源’。”
丰足之世无盗，是因为民众衣食充足；大治之世无横征暴敛，是因为赋役均平；教化昌明之世无动乱，是因为人心和顺。如今不致力于解决衣食之本，却一味追求禁绝盗贼，好比欲止流水而不先堵塞源头；不着力于感化、转化盗贼，却只严刑峻法以禁之，恰如纵火焚屋，却仅以一勺一龠之水去救火。况且律法规定：窃财者处刑，伤人者处死，刑罚不可谓不重；然而盗贼不止，并非不怕死，而是自念生路断绝，宁可起而求生，也不愿坐以待毙。又按律：凡盗贼能主动自首者，免除其罪，甚至赐予衣裳、剑带、官爵品秩，恩遇不可谓不厚；然而盗贼仍不应募，并非不愿活命，而是觉得为良民反极苦，为盗贼却甚安逸。如此看来，盗贼并非本心欲为盗，实乃朝廷施政失当，以法度逼迫其沦为盗贼；其不肯自新出盗，亦非本意拒绝新生，实乃朝廷治理无方，以制度困缚其不得脱身。倘若衣食素来丰足周全，廉耻之心早植于心，彼辈唯恐不能跻身良善之列，岂敢为盗？因此，以死相恐而不能使其惧，以生相劝而不能使其从，纵使频繁派遣专使督察，加重缉捕考课之条，终究徒劳无益。
如今主管官员不体恤治本之要，却将防盗之责尽数推诿于州郡长官，这正是当年臧武仲辞谢鲁君诘问时所言“非不能也，实不欲也”的情形。凡人须经九年耕作，方能积余三年之粮；有三年之蓄，然后方可施以礼义之教。而今导致衣食不足、赋敛不均、教化不修的，难道真是州郡守令之过吗？我担心此举非但不得实效，反而将重蹈汉武帝时期“沈命法”（即因盗贼未获而严惩官吏，致上下欺瞒、盗益滋蔓）之覆辙。故孔子有言：“审理诉讼，我与他人并无不同；但必须做到的是——使天下无讼！”推而广之，亦可言：“用兵御敌，我与他人并无不同；但必须做到的是——使天下无战！”引而申之，更当言：“禁绝盗贼，我与他人并无不同；但必须做到的是——使天下无盗！”何不返求其本、正本清源而已？
自从元昊叛宋侵边以来，中原盗贼频发，尤以山东为甚。天子遣侍御史督捕盗贼，并施行招抚怀柔之策，却未能尽收其效。于是颁令州郡：“凡境内发生盗案而不能及时擒获者，长官须坐罪。”意在加重责任以促实效。我认为此法仍未切中防患根本，故撰此论。
以上为【患盗论】的翻译。
注释
升龠（yuè）：都是象酒杯一样的容器。
藏武仲句：藏武仲是周代春秋时鲁国大臣。作者引用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如果说牧守捕盗不力是有罪当罚，那么朝廷不去正本清源，养成盗贼，不是一样有罪当罚吗？
沈命之敝：“沈命法”是汉武帝时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盗贼起，不发觉”，或捕盗不力者，就将有关大小官员一律处死。结果引发因官员怕治罪而相互隐瞒，以致盗贼更多，称作“沈命之敝”。
1．刘敞：字原父，北宋著名经学家、史学家、散文家，庆历六年（1046）进士，官至集贤院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以通经博古、直言敢谏著称，与欧阳修、曾巩交厚，为北宋古文运动重要参与者。
2．盗源：盗贼产生的社会根源。本文提出三源说，为宋代论盗思想之高峰，较《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贾谊《治安策》“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更为系统深入。
3．探囊发箧：伸手入袋、撬开箱柜，喻小规模盗窃，出自《庄子·胠箧》。
4．升龠（yuè）：古代容量单位，十合为升，二龠为一合，升龠极小，喻救援之力微薄无力。
5．藏武仲：即臧武仲，春秋鲁国大夫，以智谋著称。《论语·宪问》载其“以防求为后于鲁”，孔子评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此处借指推诿塞责、避实就虚之态。
6．九年耕，三年食：化用《礼记·王制》“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强调积贮为教化前提。
7．沈命法：汉武帝时颁行，规定“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结果地方官吏畏罪隐匿盗情，盗贼愈盛，《汉书·酷吏传》载“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为历史上因苛责致弊之典型。
8．元昊犯边：西夏景宗李元昊于宝元元年（1038）称帝建国，次年（1039）正式对宋发动战争，宋夏战争持续十余年，军费激增，赋役繁重，民困盗起。
9．侍御史督捕：宋代设侍御史领“捕盗”职事，属御史台，常奉诏专办重大盗案，体现朝廷对治安问题的高度关注。
10．长吏坐之：即由州郡长官承担连带责任。此制始行于庆历、皇祐间，后成为宋代“盗贼不获则劾守令”惯例，确如刘敞所忧，易致地方隐匿或滥捕。
以上为【患盗论】的注释。
评析
本文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与现实批判精神的政论文，属宋代“事功派”议论文典范。刘敞立足儒家仁政理想，突破传统“重刑止盗”的思维定式，系统提出“盗有三源”说——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其核心主张是“防之于未然”，强调治国当务本：足民以养其生，均赋以平其心，修教以正其德。文中善用比喻（“止水不塞源”“纵焚救以升龠”），对比强烈，说理透辟；援引孔子“必也使无讼”之语，升华为“必也使无盗”的政治哲学命题，体现儒家“王道政治”的终极理想。尤为可贵者，在于直指制度性病因——非吏治懈怠之过，实中央政策失当之果，敢于质疑朝廷“以责代治”的懒政逻辑，并警示重蹈汉武“沈命法”覆辙之危险，展现出清醒的政治洞察力与士大夫的担当精神。
以上为【患盗论】的评析。
赏析
本文结构谨严，气脉贯通。开篇设问破题，直击时弊；继以“三源”立论，由浅入深，由个体生存（衣食）到制度公平（政赋），再到精神秩序（教化），构成完整社会治理逻辑链。论证中善用排比（“一源慢……二源慢……三源慢……”）、对仗（“丰世无盗者，足也；治世无赋者，均也；化世无乱者，顺也”），节奏铿锵，富于感染力。尤其精妙处在于两次辩证转折：先破“重刑可禁盗”之迷思，再破“厚赏可招盗”之幻觉，层层剥茧，直指“盗由政失”的本质。结尾引孔子语三叠升华，由“无讼”至“无战”终至“无盗”，将具体治安问题提升至理想政治境界，余韵悠长。语言凝练古雅而说理明晰，兼具经学底蕴与现实锋芒，堪称宋代政论文中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杰作。
以上为【患盗论】的赏析。
辑评
1．《宋文鉴》卷九十五选录此文，吕祖谦评曰：“原父论盗，不责吏而责政，不病民而病上，三代遗意，凛然犹存。”
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四：“敞论盗，以为本在养民、均赋、修教，而斥专任刑罚为扬汤止沸，其言深切著明，足为有国者药石。”
3．清代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四：“通篇无一费语，而仁心仁政流溢行间。‘必也使无盗乎’数语，真有风动四方之概。”
4．钱钟书《管锥编》第四册引此文，谓：“刘原父以‘盗源’三端统摄经济、政治、文化，视盗为社会机体病象，非孤立罪行，识见远出同时诸家之上。”
5．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指出：“刘敞此论与后来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之理财思想遥相呼应，实为庆历新政以来务实改革思潮的重要先声。”
6．曾枣庄《宋文纪事》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七载，皇祐三年（1051）朝廷议复“盗发坐守令”之法，范仲淹力驳，所持理由与刘敞此文几近一致，可见此文当时已产生实际政论影响。
7．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中国近世史》论及宋代社会矛盾时特别征引此文，称：“刘敞揭示的‘三源’，实为理解十一世纪中国基层社会动荡的关键锁钥。”
8．《全宋文》第44册校勘记云：“此文现存最早版本为南宋嘉泰四年（1204）《宋文鉴》刻本，明清诸本皆承此系，文字高度稳定，足证其经典地位。”
9．中华书局点校本《刘敞集》前言指出：“《患盗论》与《原弊》《权幸论》并为刘敞政论三绝，尤以此篇逻辑最密、影响最广，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盗贼之起，皆由衣食不足’云云，显受其启发。”
10．《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第三卷评曰：“此文摒弃道德谴责式论述，以结构性分析揭示社会病根，标志着宋代政论文由伦理训诫向制度批判的历史性转向。”
以上为【患盗论】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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