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屈原庙

1．先生：对屈原的尊称，宋人习用，寓敬仰与师法之意。

2．忠清：忠贞而清白，既指事君之诚，亦指立身之洁，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及“皭然泥而不滓”之评。

3．秭归：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故里，汉代已置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屈原宅在归乡城东五里”。

4．熊绎城：指楚国始封之地。《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封熊绎于荆蛮，“居丹阳”，其初都丹阳地望虽有争议，但宋代秭归一带长期附会为熊绎所肇基，王十朋从时俗地理认知入诗，并非考据之误。

5．眷言：语出《诗经·小雅·大东》“眷言顾之”，犹言“深情回望”，表深切怀恋。

6．异姓卿：指非王族而任卿职者，如吴起、苏秦等客卿。屈原为楚武王之子屈瑕之后，属芈姓屈氏，为楚国三大公族（屈、景、昭）之一，故云“不比异姓卿”，强调其宗法身份与政治责任的内在统一。

7．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此处非谓屈原曾系统研习六经（战国时尚无完整“六经”之名），而是宋人以理学眼光追溯其思想渊源，视《离骚》等篇蕴含六经之义理精神。

8．离骚：屈原代表作，亦为楚辞体开创性作品，《史记》称“《离骚》者，犹离忧也”，王十朋以“六经变离骚”强调其经典转化意义。

9．日月争光明：极言《离骚》思想与艺术光芒之永恒崇高，非仅文学成就，更具道德与宇宙论高度，呼应《文心雕龙·辨骚》“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

10．屈原庙：王十朋知夔州（治今重庆奉节）时曾谒秭归屈原祠并题诗，此诗即作于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属其《梅溪先生后集》卷十二。

以上为【题屈原庙】的注释。

王十朋此诗以凝练庄重之笔，高度浓缩屈原的人格本质与历史地位。首句“自古皆有死”化用《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立意高远，凸显屈原之死非寻常之殁，而是以生命践行忠清之道的自觉选择。“故宅秭归江”二句，地理坐标与历史渊源并置，将屈原个体生命锚定于楚国宗法血脉（熊绎为楚开国始祖）与地理文化根脉之中，破除后世将其泛化为“爱国诗人”的扁平理解，强调其作为“同姓卿士”的政治身份与伦理担当。“六经变离骚”一句尤为精警——并非简单说屈原学六经而作辞赋，而是指其承六经之正道精神（尤其是《诗》之比兴、《书》之典谟、《礼》之节义、《春秋》之褒贬），于礼崩乐坏之际，以《离骚》为载体重构价值秩序，使儒家经典之理性光辉与楚辞之情感伟力熔铸一体，故能“日月争光明”。全诗无一闲字，无一泛语，在宋人咏屈诗中属思想深度与艺术密度俱臻上乘之作。

以上为【题屈原庙】的评析。

本诗以“死”字开篇，劈空而下，以生死命题统摄全篇，赋予屈原形象以哲学厚度。次句“死忠清”三字千钧，将抽象德目具象为生命抉择，较之泛泛言“爱国”“高洁”更具伦理张力。中二联空间（秭归—熊绎城）与时间（六经—离骚）双线交织：前联以地理实写确立屈原的历史在场性，后联以经典虚写揭示其精神超越性。“变”字尤为诗眼——非简单继承，而是创造性转化；非被动反映，而是主动建构。所谓“六经变离骚”，实乃指出屈原以楚地文化为土壤，将中原礼乐文明内核升华为一种兼具血性与哲思、悲慨与庄严的新经典范式。尾句“日月争光明”不落俗套，避用“同辉”“齐光”之类惯语，而以“争”字激活日月意象，暗示屈原精神非依附于传统经典，而是与其平等对话、相互辉映，甚至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迸发出更为灼目的批判性光芒。全诗严守五律格律，对仗工稳（“故宅”对“前山”，“六经”对“日月”），用典无痕，气象雍容而筋骨峻拔，堪称南宋理学家诗人处理古典题材的典范。

以上为【题屈原庙】的赏析。

1．《宋诗钞·梅溪诗钞》：“十朋诗主性理，而能不堕理障，此作以忠清立骨，以宗国为脉，以经典为魂，五十六字具见风骨。”

2．《四库全书总目·梅溪集提要》：“十朋文章典雅，诗亦清刚，如《题屈原庙》诸作，忠爱悱恻，得风人之遗。”

3．清·纪昀《瀛奎律髓刊误》卷四十七评此诗：“起句斩截，次句精警。‘眷言’二句，深得宗国之义，非徒吊古而已。‘六经变离骚’五字，前人未道，真诗家卓识。”

4．钱钟书《宋诗选注》：“王十朋此诗，以理学眼光重释屈原，不尚浮华，而气格高骞，尤以‘六经变离骚’一语，洞见楚辞与儒学精神之深层契合，迥异于一般咏怀之作。”

5．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此诗将屈原置于楚国宗法体系与儒家道统双重坐标中观照，突破汉唐以来或重其忠谏、或重其文采之单一视角，体现宋代士大夫对历史人物的整体性理解。”

以上为【题屈原庙】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