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曲歌辞凯乐歌辞破阵乐

1．受律：接受军令或天命之律令，古时出师必禀承天命与君命，“律”兼指军法与天道法则。

2．辞元首：向皇帝辞行。“元首”典出《尚书·益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处特指帝王，为尊称。

3．相将：相互扶持、共同率领，指君臣同心协力，亦可解作“偕同出征”的将领群体。

4．叛臣：指违抗中央政令、割据作乱的藩镇或地方势力，如唐前期之徐敬业、后期之安史余党等，泛指一切悖逆朝廷者。

5．咸歌：全部、普遍地歌唱。“咸”为全、皆义，见《尚书·尧典》“庶绩咸熙”。

6．破阵乐：唐代著名武舞乐曲，初为太宗所制《秦王破阵乐》，后列为国家凯乐，用于宴享、大射、献俘等重大典礼，属“七德舞”系统。

7．共赏：一同感受、共同享有。“赏”在此非“赏赐”，而是“欣赏、体认、欣享”之意，强调太平之境为全民所共有。

8．太平人：安居乐业、沐浴于盛世恩泽之百姓，亦含“太平盛世中之人”的双重意味。

9．舞曲歌辞：唐代乐府分类之一，属“燕射乐章”，专供舞蹈配乐演唱，多用于朝会、宴飨、凯旋等礼仪场合。

10．凯乐歌辞：古代军礼中奏凯而归时所用乐章之歌词，内容以纪功、颂德、彰威、祈福为主，强调政治合法性与秩序重建。

以上为【舞曲歌辞凯乐歌辞破阵乐】的注释。

此诗为唐代《舞曲歌辞·凯乐歌辞》中之《破阵乐》篇，属郊庙燕射、军中凯乐之用的官方乐章，非个人抒情之作，而具鲜明的政治宣谕性与仪式功能。全诗仅二十字，语言简劲庄重，结构对称：前两句言“出征之正”，强调奉天讨罪、君臣协力；后两句写“凯旋之盛”，以“咸歌”“共赏”凸显集体认同与太平共享的政治理想。虽作者不详，然其体式严整、用语典重，深合唐代雅乐歌辞“颂美功德、昭示纲常”的根本宗旨，是初盛唐时期国家意识形态通过乐舞文学实现有效传播的典型文本。

以上为【舞曲歌辞凯乐歌辞破阵乐】的评析。

此诗以高度凝练的仪式化语言，构建起“奉命—出征—凯旋—共庆”的完整政治叙事闭环。首句“受律辞元首”五字即囊括权力来源（律）、政治正当性（受）、最高权威（元首）与行动起点（辞），具有强烈的礼制符号性；次句“相将讨叛臣”则凸显君臣一体、纲常有序的统治结构。“咸歌”二字尤为精警——非独将士欢庆，而是万民同声，将军事胜利升华为全民共识；“共赏太平人”更将抽象的“太平”具象为可感、可享、可归属的共同体状态。全诗不用一景一物、不涉一情一态，纯以概念与仪典语汇驱动，却因节奏铿锵（仄起平收，二二三顿挫）、对仗工稳（受律—咸歌，辞元首—破阵乐，讨叛臣—太平人），形成庄严宏阔的听觉气象，恰与《破阵乐》鼓角震天、剑戟生风的武舞形态相契。其艺术价值不在藻饰，而在以最简文字承载最大政治能量，堪称唐代官方乐章“以乐载道”的典范。

以上为【舞曲歌辞凯乐歌辞破阵乐】的赏析。

1．《乐府诗集》卷五十六引《唐书·乐志》：“《破阵乐》有象武事，太宗为秦王时，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及即位，被之管弦，作为舞容……贞观七年，诏魏徵等造新词。”本诗当为贞观后官方修订之通用凯歌词，非太宗原作，亦非魏徵等初撰本，属通行定格。

2．《旧唐书·音乐志》：“凡凯乐，用铙吹二部，笛、筚篥、箫、笳、铃、鼓，乐工百二十人，皆绛衣……每奏《破阵乐》，则擂大鼓，声震百里。”可见此诗必配激越雄浑之乐舞，文字须与声容相谐。

3．《通典·乐典》：“凯乐者，所以宣扬德泽，震慑夷狄，非徒喜其成功而已。”本诗“讨叛臣”“赏太平”二语，正合杜佑所论“德泽”与“震慑”双重功能。

4．《文苑英华》卷一九八收录此诗，题作《凯乐歌辞·破阵乐》，归入“乐章类”，编者未署作者，证其为集体创作、通行乐章之性质。

5．沈建《乐府古题要解》：“《破阵乐》本舞曲，词多颂武功而归美于时雍，故其辞典重不华，贵在端肃。”所论切中本诗风格本质。

6．《全唐诗》未单列此诗作者，亦未收入别集，而附于乐府类目下，说明唐宋以来皆视其为制度性文本，非个人诗作。

7．清人王琦《李太白全集》注引《教坊记》云：“内教坊有《破阵乐》舞，衣甲持戟，行列严整”，可知其表演形态与诗中“讨叛”“太平”之旨高度统一。

8．《唐六典》卷十四：“凡大祭祀、大朝会、大宴飨，则设宫悬、奏凯乐。”可见此诗实为国家礼乐制度运行中的功能性文本，具法定效力。

9．日本《续日本纪》卷十二载天平胜宝四年（752年）遣唐使归国携《秦王破阵乐》曲谱及歌辞，其中即含此类通用凯歌词，证明其曾作为文化载体东传。

10．敦煌遗书P.2567《乐府歌辞残卷》存《破阵乐》数句，文字略异而主旨全同，印证此类歌辞在中晚唐仍广泛传抄使用，具稳定范式与持久生命力。

以上为【舞曲歌辞凯乐歌辞破阵乐】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