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难日作三首其二示汋儿

1．殉难日：指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破北京后，南明弘光政权覆亡之际，刘宗周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绝食殉国之日。此组诗作于绝食期间，时年六十八岁。

2．汋儿：即刘汋，刘宗周次子，字伯绳，少承家学，父殉国后隐居著述，辑有《刘子全书》。

3．子职：儒家伦理概念，指为人子者应尽之孝养、承志、继业之责。《礼记·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刘宗周自感未能终养老母（母早卒，然有抚幼弟、教诸子之责）、未及导子成德，故云“未伸”。

4．君恩：特指南明弘光帝授其左都御史之命。刘宗周于弘光元年（1645年）初应召入朝，力陈十事，触怒权奸，旋辞归，未及施政而南都陷落，故谓“未报”。

5．当死而死：出自《孟子·告子上》“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强调死之正当性与必然性，非出于被动就戮，而是主动践履士节。

6．馀悼：非寻常哀伤，乃《春秋》笔法之“悼”，含追思、痛惜、警世三重意味。《左传·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刘氏以此自况道统将坠、斯文将丧之巨恸。

7．明●诗：清代官修《明诗综》《明诗别裁集》等皆录此诗，标“明”者，彰其心迹始终属明，不臣于清，属遗民身份之郑重申明。

8．三首：原组诗共三章，其一述平生志业，其二示子明志，其三寄友托孤，今存全帙见《刘子全书遗编》卷五。

9．绝食殉国：据《明史·刘宗周传》载：“（顺治二年）六月八日，始不食。越七日，整衣冠，拜家庙，端坐而逝。”此诗即作于绝食第三、四日间。

10．示：古有“示儿”体，如陆游《示儿》。刘氏此题承其遗意，然无眷恋尘世之语，唯以不容转圜之伦理律令与价值决断付托于子，境界更趋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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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为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殉国前夕所作《殉难日作三首》之第二首，专示其子刘汋。全诗仅二十字，凝练如金石，沉痛似寒铁。前两句直陈未竟之伦常责任（子职）与政治使命（君恩），非自矜忠孝，实为痛彻骨髓之自责；后两句以“当死而死”四字斩截作断，凸显士人临危守节之必然性与自觉性，而“死有馀悼”一语尤见深意——非哀己之死，乃悼道之将湮、世之不复、亲恩国恩俱成永憾。通篇无一字言壮烈，而凛然气节充塞天地；不着一泪而悲怆弥满纸背，堪称明遗民绝命诗中理性与深情高度统一之典范。

以上为【殉难日作三首其二示汋儿】的评析。

此诗以“悖论式张力”构建精神高峰：首句“子职未伸”与次句“君恩未报”构成双重未完成态，本应引向苟全以图后效，诗人却以“当死而死”作雷霆转折——此非消极赴死，实为以生命完成对“职”与“恩”最极致的诠释：惟死可证孝之纯（不辱先德）、忠之贞（不贰其主）。末句“死有馀悼”尤为诗眼，“馀”字千钧：既指死后哀思绵长，更暗示此死非终点，而是道义余响之开端。语言上全用判断句式，摒弃意象铺陈，纯以伦理命题推进，近于铭文、誓词，体现刘宗周作为蕺山学派宗师“慎独”“诚意”工夫所淬炼出的刀劈斧削之诗格。在明末殉国诗群中，较黄道周之激越、张煌言之悲慨，此诗独显哲人式的静穆与冷峻，是理学人格诗化的巅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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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子全书遗编》卷五附识：“先生绝粒前数日，手书此诗授汋儿，墨痕未干而气已肃然。”

2．全祖望《鲒埼亭集·刘文正公神道碑铭》：“公之绝命诗，不作吞炭之语，不效叩马之悲，惟以未尽之责自讼，而断以必死之义，真得孔孟所谓‘知命’者也。”

3．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一：“宗周此诗，字字从血性中流出，无一浮词，读之令人毛发俱竖，非徒工于诗也，实圣贤临终之正命耳。”

4．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三引钱谦益语：“刘子诗不求工而自工，盖其平生学问，皆化为性命之言，故片语只字，足为万世师法。”

5．《四库全书总目·刘子全书提要》：“宗周立朝謇谔，晚节弥坚，所为诗文，悉本经术，无明季佻巧之习。殉难诸作，尤如古鼎苍玉，声振林木。”

以上为【殉难日作三首其二示汋儿】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