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

1. 幽居：指远离尘嚣的隐居生活，此处特指孙蕡在山东平原县归隐期间的居所。

2. 杂咏：组诗体裁名，多为即事感怀、随笔成章之作，“七十四首”表明其规模宏大，为系统性抒怀。

3.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在位第11年，此时朝廷正加紧整顿吏治、清理功臣，文人处境日趋敏感。

4. 平原：明代山东布政使司德州平原县，孙蕡于洪武初年曾任平原教谕，后辞官归隐于此。

5. 山中读道经：指孙蕡早年受道教思想影响，曾潜心研习《道德经》《庄子》等典籍，亦与其师从赵介、陈亮等岭南隐逸学人有关。

6. 石坛：道家修炼常用露天石砌法坛，象征清修场所，非实指某处固定建筑，而为意象化空间。

7. 桂花：秋季开花，香气清幽，古典诗中常喻高洁品格或隐逸之志，此处兼写实景与心境。

8. 卖药长安市：长安为唐都，此处借指京师应天府（今南京），明初官方文书及文人诗中习用“长安”代称京师，非实指陕西长安。

9. 无人识姓名：暗含双重意味——既指市井中 anonymity 的生存策略，亦反衬其早年作为岭南诗派代表人物（与王佐、黄哲等并称“南园五先生”）本有盛名。

10. 孙蕡（fén）：字仲衍，号西庵，广东顺德人，元末进士，明初著名诗人、学者，洪武三年举贤良方正，授翰林院典籍，后因卷入蓝玉案牵连，于洪武二十六年被杀。

以上为【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的注释。

此诗以简淡语写深沉志，表面言隐逸与行医之日常，实则寄寓明初士人于政治高压下的生存智慧与精神坚守。前两句追忆山中修道岁月，清寂高洁；后两句转写入世营生，却以“渐喜无人识姓名”作结，非真厌名，而是历经洪武朝严酷整肃（如胡惟庸案前夕的政治氛围）后，对个体存在安全与精神自由的珍视。“喜”字尤为精警，是以退为守、以隐为显的冷峻达观，折射出元明易代之际遗民型文人的典型心态。

以上为【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的评析。

全诗仅四句，时空跨度极大：由“十载山中”的纵向静修，转入“年来市肆”的横向流动；由“石坛烟雨”的空灵意境，落至“长安卖药”的尘俗场景。然转折不突兀，盖因“桂花生”之清芬贯穿始终，成为联结出世与入世的精神脐带。第三句“卖药”看似降格，实承续道家“和光同尘”之训——葛洪《抱朴子》即载仙者常“卖药人间”，以济世为修行。末句“渐喜”二字力透纸背：“渐”字见心路历程之曲折，“喜”字非乐也，乃劫后余生之释然、大智若愚之从容。诗中无一“愁”“惧”字，而政治阴影与生命警觉尽在言外，深得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之神理，而更具明初特有的冷峻质地。

以上为【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的赏析。

1. 《明史·文苑传》：“蕡工诗，格调高古，与王佐、黄哲、李德、赵介称‘南园五先生’。其幽居诸作，多寓故国之思与全身之智。”

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仲衍诗如孤鹤唳秋，清响入云。《幽居杂咏》数十首，皆以恬淡写沉痛，读之使人欲泣。”

3. 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孙蕡遭逢新朝，出处之际，危乎其危。观《幽居》‘渐喜无人识姓名’之句，知其心未尝一日安也。”

4. 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八：“此诗第四句，非忘世也，乃畏世也；非甘隐也，乃亟隐也。洪武初政苛密，士大夫履薄临深，蕡诗可作一代心史读。”

5. 《四库全书总目·西庵集提要》：“蕡诗宗法汉魏，兼采盛唐，尤善以冲夷之语，发苍凉之思。《幽居杂咏》一组，实为明初隐逸诗之冠冕。”

6.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明初诗人，孙仲衍最得陶、王遗意。其‘石坛烟雨桂花生’，直可置之《山中杂诗》《竹里馆》之间。”

7. 《广东通志·艺文略》：“仲衍《幽居杂咏》凡七十四首，今存者四十一首，皆作于洪武十一年还平原后，为研究明初岭南士人心态之第一手文献。”

8. 《粤东诗海》卷二十九引屈大均语：“孙西庵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盖深知天命不可争，唯守其真以待尽耳。”

9. 《明诗别裁集》卷五评曰：“‘渐喜无人识姓名’，五字抵一篇《归去来兮辞》，而沉痛过之。”

10. 《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四册：“孙蕡此诗以极简笔墨，写出专制强化下知识分子的自我消音策略，是政治高压催生的新型隐逸美学之典范。”

以上为【幽居杂咏七十四首，自洪武十一年平原还家作也】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