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巩宰送牡丹三首

1．寖：同“浸”，逐渐、日益之意。

2．韩白：指韩愈与李白，此处泛指唐代顶尖诗人，并非实指二人皆未咏牡丹（李白有《清平调》三首咏牡丹，但姜特立或据某种文献传统或持审慎态度，故云“尚无诗”，体现宋代文人对诗史记载的选择性认知）。

3．本朝：作者所处之宋朝。

4．西雒：即西洛，指洛阳。因东汉、曹魏、西晋均以洛阳为都，北宋时称其为“西京”，故亦称“西洛”，与东京汴梁相对。

5．盛赏：盛大的赏玩风俗，非仅个人雅趣，而是制度化、全民性的节令活动。

6．万幄：形容赏花时张设的锦绣帷帐绵延不绝，见于《洛阳牡丹记》载“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张幄幕，列市肆”。

7．千庖：指赏花期间遍设酒食、炊烟相接的盛大场面，“庖”即厨房、炊事之处。

8．泣玉脂：比喻牡丹花瓣洁白丰润如凝脂，又似含悲垂泪；“泣”字为拟人，实写观者动容之态投射于花，属移情修辞。

9．玉脂：喻牡丹花瓣之莹洁丰腴，亦暗用《神农本草经》称牡丹根皮为“丹参”“玉脂”之典，赋予药用植物以高洁品性。

10．姜特立：南宋诗人，字邦佐，号椒丘，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孝宗朝官至将作少监，诗风清健，多应制唱和及题咏风物之作，《全宋诗》录其诗九百余首。

以上为【和巩宰送牡丹三首】的注释。

此诗以历史纵贯视角审视牡丹文化地位的变迁，凸显宋代洛阳牡丹赏俗之盛。首句以“唐世花名寖显”起笔，却出人意料地指出韩白未咏牡丹，既破除后世“唐人重牡丹必多题咏”的惯性认知，又暗含对唐人审美重心（重梅菊、重松竹、重山水人格象征）的尊重与辨析。次句“本朝盛赏唯西雒”，以“唯”字强调洛阳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呼应《洛阳牡丹记》所载“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之实。末句“万幄千庖泣玉脂”尤为奇崛：“万幄”状观花帷帐之广，“千庖”写宴饮之盛，而“泣玉脂”三字将牡丹花瓣比作凝脂垂泪，既承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之瑰丽想象，又赋予自然物以深挚人文悲情——非花自泣，实乃人情激荡、物我交感之极致表达。全诗二十八字，无一牡丹形色描摹，却以史笔为骨、以情思为魂，使牡丹升华为时代精神与地域文化的双重象征。

以上为【和巩宰送牡丹三首】的评析。

此诗属咏物绝句中的“以史入诗、以情驭物”典范。它摒弃对牡丹形态、色彩、香气的铺陈，转而聚焦其文化命运的历时性转折：唐代虽“花名寖显”，却未入顶级诗人的核心咏叹谱系；至宋，则借洛阳地理优势与理学兴起后对“格物致知”“即凡而圣”的体认，牡丹由“妖花”（唐末罗隐《牡丹花》有“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之讽）渐升为“富贵之表、中和之象”。诗中“万幄千庖”四字，浓缩了北宋《东京梦华录》所载“春日赏花，动辄数万人，车马塞路，饮食盈市”的社会图景；“泣玉脂”则将集体情感升华为一种带有宗教仪式感的审美悲悯——花之盛衰，即人之荣枯；一时之繁艳，终归天地大美之寂然。这种超越感官、直抵文明心理结构的书写，使本诗远超一般题画咏花之作，成为理解宋代士人自然观与历史意识的重要诗证。

以上为【和巩宰送牡丹三首】的赏析。

1．《宋诗纪事》卷五十七引《梅磵诗话》：“姜邦佐《和巩宰送牡丹》‘唐世花名寖显时’云云，语简而旨远，盖以牡丹兴替，寓文运升降，非徒咏物也。”

2．《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存目四》评姜特立集：“特立诗多应酬，然如《和巩宰送牡丹》诸作，能于常题出新意，史笔与诗心兼备，不可概以率易目之。”

3．清·厉鹗《宋诗纪事》卷五十七按：“‘万幄千庖’四字，得《洛阳牡丹记》神髓；‘泣玉脂’之喻，较欧公‘洛阳地脉花最宜’更富张力，盖宋人咏物，贵在情理交融耳。”

4．钱钟书《宋诗选注》：“姜特立此诗，以‘韩白无诗’翻案起势，实承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之观察而来，而以‘泣’字点睛，使物质繁华升华为精神悲欣，是宋人咏物之典型思致。”

5．傅璇琮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姜特立卷》：“此诗作于淳熙年间巩姓县宰赠牡丹后，时洛阳牡丹已成国家礼俗符号，诗中‘西雒’之称，正合南宋朝廷虽偏安而仍尊中原正统之心态。”

以上为【和巩宰送牡丹三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