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翻译
太史公说：“我的父亲生前曾经说过：‘自周公死后，经过五百年才有了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也有五百年了，有谁能继承圣明时代的事业，修正《易传》，续写《春秋》，本于《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吗？’”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寄托在我的身上呀！小子怎么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要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曾听董生说过：‘周朝的政治衰落破败之时，孔子出任鲁国的司寇，诸侯害他，大夫们排挤他。孔子知道他的建议不会被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再也行不通了，于是评判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中的是是非非，以此作为天下人行动的准则，贬抑天子，斥退诸侯，声讨大夫，以阐明王道。’孔子说：‘我想把我的思想用空话记载下来，但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表现更加深刻、明显。’《春秋》，从上而言，阐明了夏禹、商汤、周文王的政治原则；从下而言，辨明了为人处事的纲纪，分清了疑惑难明的事物，判明了是非的界限，使犹豫不决的人拿定了主意，褒善贬恶，崇敬贤能，排抑不肖，保存已经灭亡了的国家，延续已经断绝了的世系，补救政治上的弊端，兴起已经荒废的事业，这些都是王道的重要内容。《易经》显示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相互关系，所以长于变化；《仪礼》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长于行动；《尚书》记载了上古先王的事迹，所以长于从政；《诗经》记载了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长于教化；《乐记》是音乐所以成立的根据，所以长于调和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仪礼》是用来节制人的行为的，《乐记》是用来激发和穆的感情的，《尚书》是用来指导政事的，《诗经》是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意的，《易经》是用来说明变化的，《春秋》是用来阐明正义的。把一个混乱的社会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书有数万字，其中的要点也有数千。万物万事的分离与聚合，都记在《春秋》里了。《春秋》中，臣杀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国家政权的不计其数。观察他们所以会这样的原因，都在于失去了根本啊！所以《周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才这样的，而是长时期逐渐形成的’。所以，一国之君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当面有人进谗他看不见，背后有窃国之贼他也不知道。身为国家大臣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否则，处理一般的事情不知怎样做才合适，遇到出乎意料的事变不知用变通的权宜之计去对付。作为一国之君和一家之长却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蒙受罪魁祸首的恶名。作为大臣和儿子的不懂得《春秋》中的道理，一定会因为阴谋篡位和杀害君父而被诛杀，得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干好事，做了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受了毫无根据的批评而不敢反驳。因为不通礼义的宗旨，以至于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做国君的不像国君，大臣们就会犯上作乱；做大臣的不像大臣，就会遭到杀身之祸；做父亲的不像父亲，就是没有伦理道德；做儿子的不像儿子，就是不孝敬父母。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把这四种最大的过错加在这些人身上，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托。所以《春秋》这部书，是关于礼义的主要经典著作。礼的作用是防患于未然，法的作用是除恶于已然；法的除恶作用容易见到，而礼的防患作用难以被人们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国家没有英明的国君，下层的贤才俊士得不到重用，孔子这才写作《春秋》，流传下这部用笔墨写成的著作来判明什么是礼义，以代替周王朝的法典。现在，您太史公上遇英明的皇帝，下有自己的职守，万事已经具备，都按着适当的顺序进行着，太史公所论述的，想要说明什么宗旨呢？”
太史公说：“对，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曾从先父那里听说：‘伏羲最纯朴厚道，他创作了《周易》中的八卦。唐尧、虞舜时代的昌盛，《尚书》上记载了，礼乐就是那时制作的。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古代的诗人已经加以歌颂。《春秋》歌颂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颂扬周王朝，并非全是抨击和讥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直到当今的英明天子，捕获白麟，上泰山祭祀天地之神，改正历法，更换车马、祭牲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远方，四海之外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区，也纷纷通过几重翻译叩开关门，请求前来进献物品和拜见天子，这些事说也说不完。大臣百官尽力歌颂天子的圣明功德，但还是不能把其中的意义阐述透彻。况且，贤士不被任用，这是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神圣而他的美德没能流传久远，这是史官的过错。况且，我曾经做过太史令，如果废弃皇上英明神圣的盛大美德不去记载，埋没功臣、贵族、贤大夫的事迹不去记述，丢弃先父生前的殷勤嘱托，没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情，整理那些社会传说，谈不上创作，而你却把它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这就错了。”
于是编写《史记》。过了七年，我因“李陵事件”而大祸临头，被关进了监狱。于是喟然长叹：“这是我的罪过啊！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被摧毁了，不会再被任用了！”退居以后又转而深思：“《诗经》和《尚书》辞意隐约，这是作者要表达他们内心的思想。从前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就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国和蔡国受到困厄，就写作《春秋》；屈原被怀王放逐，就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这才有了《国语》；孙膑遭受膑刑之苦，于是研究兵法；吕不韦谪迁蜀地，后世却流传着《吕氏春秋》；韩非子被囚禁在秦国，《说难》、《孤愤》才产生；《诗经》三百零五篇，大多是古代的圣贤之人为抒发胸中的愤懑之情而创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有所郁结，没有地方可以发泄，这才追述往事，思念将来。”于是，终于记述了唐尧以来的历史，止于猎获白麟的元狩元年，而从黄帝开始。
版本二：
太史公说：“先人曾有言：‘自周公去世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去世至今又已五百年，是否有人能继承清明之世，阐明《易传》，接续《春秋》，以《诗》《书》《礼》《乐》为根本？’我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吧！我的志向大概就在这里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道：“从前孔子为何要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王道衰微，礼崩乐坏，孔子在鲁国任司寇，诸侯忌惮他，大夫们也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言论不被采纳，理想无法实现，于是便在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评判是非，作为天下的准则。贬斥天子，抑制诸侯，声讨大夫，只为传达王道大义而已。’孔子说：‘我若只用空洞的理论来表达，不如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来体现，这样更深刻、更明白。’因此，《春秋》上可阐明三王之道，下可辨别人伦纲纪，辨别嫌疑，明定是非，决断犹豫；褒扬善良，贬斥邪恶；尊崇贤人，鄙视不肖之人；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名，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补救弊政，振兴废业，是王道中最重大的典籍。《易》揭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变化，所以长于表现变通；《礼》规范人伦关系，所以长于指导行为；《书》记载先王事迹，所以长于阐述政治；《诗》描写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牝牡，所以长于抒发风情；《乐》确立快乐之本，所以长于调和人心；《春秋》辨别是非，所以长于治理人事。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激发和谐，《书》用来传达政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说明教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文字数万，其要旨数千。世间万物的聚散离合皆包罗其中。《春秋》所载，弑君者三十六起，亡国者五十二个，诸侯流离失所、不能保全社稷的不可胜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又说：‘臣弑君，子杀父，并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逐渐演变已久。’因此，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前面有谗言却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人不可不知《春秋》，否则处理日常事务不知权宜，遇到变故不知应变。身为君主或父亲而不通晓《春秋》的大义，必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身为臣子或儿子而不通《春秋》之义，必定陷入篡逆弑杀的罪责，背负死罪之名。实际上他们原本都以为自己在行善，只是不懂其中道义，被人指责也无法辩解。不通晓礼义的根本，就会导致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君若不像君就会犯上作乱，臣若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若不像父就是无道，子若不像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若将这些大过加诸其身，他们也只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实乃礼义的根本大宗。礼是在祸患未发生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发生后才施行惩罚；法律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的防范作用却难以察觉。”
壶遂又问：“孔子之时，上无贤明之君，下不得任用，所以他著《春秋》，留下空文以裁定礼义，当作一代王者的法典。如今您上面遇到圣明天子，下面也能尽职守位，万事俱备，各得其所，您所撰述的内容，究竟想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答道：“不完全是这样。我听先人说过：‘伏羲最为淳厚，创制八卦而作《易》。尧舜盛世，《尚书》有所记载，礼乐由此兴起。商汤周武的兴隆，诗人加以歌颂。《春秋》采录善行，贬斥恶迹，推崇三代之德，褒扬周室，并不只是讽刺讥议而已。’自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圣明天子，获得祥瑞符应，举行封禅大典，改正历法，变更服饰颜色，在清明之天受命，恩泽广布无穷，海外异族，辗转翻译前来通好，献礼朝见者数不胜数。群臣百官极力赞颂圣德，尚且不能完全表达其盛美之意。况且士人贤能而不被任用，是执政者的羞耻；君主英明仁德而未能远播，是有关官员的过失。而且我曾担任此职，若废弃明主圣德而不记载，湮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事迹而不叙述，便是背弃祖先遗训，罪莫大焉。我所做的不过是记述旧事，整理世代相传的历史，绝非所谓‘创作’，而您却将我比作孔子作《春秋》，这是误解了。”
于是开始编纂整理文献。七年后，太史公遭遇李陵之祸，被囚禁于牢狱之中。他慨然长叹道：“这是我自己的罪过啊！这是我自己的罪过啊！身体残毁，已不再堪用！”退而深思道：“《诗》《书》之所以含义隐晦，是因为作者想要抒发其志向。从前西伯被拘于羑里，推演《周易》；孔子困于陈、蔡之间，作《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下《离骚》；左丘明失明，才有了《国语》；孙膑被砍去膝盖骨，仍著兵法；吕不韦被贬迁蜀地，《吕览》流传于世；韩非被囚于秦国，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都是贤人圣者愤懑郁结而作。这些人都是心中有所积郁，理想无法实现，所以追述往事，寄望于后人。”最终完成了从陶唐时代起，至获麟为止的历史记述，始于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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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
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成王之叔。武王死时，成王尚年幼，于是就由周公摄政（代掌政权）。周朝的礼乐制度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
《易传》：《周易》的组成部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
《春秋》：儒家经典，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编的《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
《诗》：《诗经》，儒家经典之一，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尚书》，儒家经典之一，是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礼》：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三书的合作。《乐》：儒家经典之一，今已不传。《易传》、《春秋》、《诗》、《书》、《礼》、《乐》，汉时称“六艺”。
壶遂：人名，曾和司马迁一起参加太初改历，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上大夫”。
董生：指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
孔子为鲁司寇：鲁定公十年（前500），孔子在鲁国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和大司寇，是年五十二岁。司寇，掌管刑狱的官。
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禹、汤、文王。
阴阳：古代以阴阳解释世间万物的发展变化，凡天地万物皆分属阴阳。四时：春、夏、秋、冬四季。五行：水、火、木、金、土等五种基本元素，古人认为它们之间会相生相克。
牝牡（ｐìｎｍǔ聘母）：牝为雌，牡为雄。
指：同“旨”。
弑（ｓｈì是）：古时称臣杀君、子杀父母曰“弑”。
社稷：土神和谷神。古时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也必先改置被灭国的社稷坛。故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伏羲：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曾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据说《易经》中的八卦就是他画的。
尧：传说中我国父系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舜：由尧的推举，继任部落联盟的领袖。挑选贤才，治理国家，并把治水有功的大禹推为自己的继承人。
《尚书》载之：《尚书》的第一篇《尧典》，记载了尧禅位给舜的事迹。
汤：商朝的建立者。原是商族的领袖，后任用贤相伊尹执政，积聚力量，先后十一次出征，消灭了邻近几个部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商朝。武：周武王，西周王朝的建立者。继承文王的遗志，率部东攻，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大败商纣王部队，建立周朝。
诗人歌之：《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内容多是对殷代先王先公的赞颂。
三代：夏、商、周。
符瑞：吉祥的征兆。汉初思想界盛行“天人感应”之说，此曰“获符瑞”，指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猎获了一头白麟，于是改元“元狩”。
封禅：帝王祭天地的典礼。秦汉以后成为国家大典。封，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禅，在泰山下的梁父山上辟出一块场地祭地。
正朔：正是一年的开始，朔是一月的开始；正朔即指一年的第一天。古时候改朝换代，都要重新确定何时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以示受命于天。周以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秦以夏历的十月为岁首；汉初承秦制，至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04）改用“太初历”，才用夏历的正月为岁首，从此直到清末，历代沿用。“改正朔”即指此。
易服色：更改车马、祭牲的颜色。秦汉时代，盛行“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在五行中必定占居一德。与此相应，每一朝代都崇尚一种颜色。所谓夏朝为水德，故崇尚黑色；商朝为金德，故崇尚白色；周朝为火德，故崇尚赤色；汉初四十年，汉人认为自己是水德，故崇尚黑色，后经许多人的抗争，到武帝时正式改定为土德，崇尚黄色。
穆清：指天。
重译：经过几重翻译。喻远方邻邦。款塞：叩关。
遭李陵之祸：李陵，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名将李广之孙，善于骑射，汉武帝时官拜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出兵三路攻打匈奴，以他的宠妃李夫人之弟、贰师将军李广利为主力，李陵为偏师。李陵率军深入腹地，遇匈奴主力而被围。李广利按兵不动，致使李陵兵败投降。司马迁认为李陵是难得的将才，在武帝面前为他辩解，竟被下狱问罪，处以宫刑。这就是“李陵之祸”。
缧绁（ｌéｉｘｉè雷谢）：原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这里引伸为监狱。
西伯拘羑（ｙǒｕ）里，演《周易》：周文王被殷纣王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时，把上古时代的八卦（相传是伏羲所作）推演成六十四卦，这就是《周易》一书的骨干。
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曾周游列国，但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还受到了绝粮和围攻的困厄。其后返回鲁国写作《春秋》。
屈原放逐，著《离骚》：请参阅本编所选《屈原列传》。
左丘：春秋时鲁国的史官。相传他失明以后，撰写成《国语》一书。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孙子，即孙膑，因受一种截去两腿膝盖上膑骨的膑刑以后得名。齐国人，曾与庞涓一起从鬼谷子学兵法。后庞涓担任魏国大将，忌孙之才，把孙膑骗到魏国，处以膑刑。孙膑后被齐威王任为军师，著有《孙膑兵法》。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不韦即吕不韦，战国末年的大商人。秦庄襄王时，被任为相国，封文信侯。始皇即位，称吕不韦为“尚父”。他曾命门下的宾客编撰了《吕氏春秋》（又称《吕览》）一书。秦始皇亲政后，被免去相国职务，赶出都城，又令迁蜀，忧惧自杀。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的代表，出身韩国贵族。为李斯所谗，在狱中自杀。《说难》、《孤愤》是《韩非子》中的两篇。
《诗》三百篇：今本《诗经》共三百零五篇，这里是指约数。
陶唐：即唐尧。尧最初住在陶丘（今山东定陶县南），后又迁往唐（今河北唐县），故称陶唐氏。《史记》列为五帝之一。
至于麟止：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猎获白麟一只，《史记》记事即止于此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亦曾猎获麒麟，孔子听说后，停止了《春秋》的写作，后人称之为“绝笔于获麟”。《史记》写到捕获白麟为止，是有意仿效孔子作《春秋》的意思。
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史记》首篇即《五帝本纪》，黄帝为五帝之首，故云。
1. 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其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司马迁继任此职，掌管天文、历法、记录历史。
2. 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文中多次引用其言，表明家学渊源。
3. 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传说周公卒于公元前11世纪，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相距约六百年，“五百岁”为约数，表周期性圣人出现之意。
4. 绍明世：继承清明之世，指延续儒家道统。
5. 正《易传》：整理并阐释《周易》的传文，司马迁认为《易传》可能经孔子修订。
6. 本《诗》《书》《礼》《乐》：以《诗》《书》《礼》《乐》为根本依据，体现文化传承。
7. 壶遂：汉代上大夫，与司马迁同时，曾参与制定《太初历》。
8. 董生：即董仲舒，西汉著名儒学家，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9.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指《春秋》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2年。
10.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谓《春秋》虽为鲁国史书，但敢于批评天子失德、诸侯僭越、大夫专权，体现“寓褒贬于笔法”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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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太史公自序》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也是司马迁为自己立传的重要文献，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与文学价值。全文以对话体展开，借与壶遂的问答，阐明自己撰写《史记》的动机、宗旨与历史观。文章不仅回顾了古代经典如《春秋》《易》《诗》等的功能与意义，更通过对比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与自身处境，强调“述而不作”的谦逊姿态，实则暗含继往圣、立新统的宏大抱负。尤其在遭受李陵之祸后，司马迁由外在职责转向内在精神的升华，提出“发愤著书”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系统论述悲剧性创作动力的理论之一。此文既是《史记》的总纲，也是中国史学精神的宣言，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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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文结构严谨，层层递进，采用“设问—回答—深化—转折—升华”的逻辑推进方式。开篇以“先人之言”引出使命意识，表现出强烈的道统自觉。接着借壶遂之问，转入对《春秋》性质与功能的深入剖析，展现出深厚的经学修养。司马迁不仅指出《春秋》的政治批判功能，更将其提升到“礼义之大宗”的高度，赋予其维系社会秩序的核心地位。面对壶遂“今非昔比”的质疑，司马迁并未直接反驳，而是以“唯唯，否否，不然”婉转回应，既尊重对方，又坚定立场，显示其语言艺术之高妙。他强调汉代盛世需有相应记载，自己职责所在，不容推卸，从而将修史行为从个人情怀上升为时代责任。最后在遭遇李陵之祸后的反思，则完成了从“职守”到“精神超越”的转变。“发愤著书”不仅是自我安慰，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坚持理想的深刻总结。全篇气势磅礴，情感真挚，既有哲理深度，又有文学感染力，堪称中国古代自传文体的巅峰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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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2. 刘向：“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3. 扬雄《法言·君子篇》：“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
4.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司马子长之书，豪迈奇伟，不拘常格，其叙事尽详，议论慷慨。”
5.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参之《太史》以著其洁。”
6. 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迁之文，其积浩大，其气遒劲，其识深远，其辞温厚。”
7. 郑樵《通志·总序》：“六经之后，唯有此作。自《春秋》之后，惟此一人能继之。”
8. 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夫子所以作《春秋》，太史公所以作《史记》，其义一也。皆忧世教之衰，惧文献之缺，而有不得已之心焉。”
9. 钱谦益《笺注杜诗序》：“史迁之文，如雷霆震怒，江海沸腾，千变万化，不可方物。”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太史公自序》一篇，实为中国史学之灵魂，读此可知迁之志、迁之学、迁之痛，而后可与言《史记》。”
以上为【史记 · 太史公自序】的辑评。
拼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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