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
猥辱来问，旷然独见，以为齿发渐衰，人情所惜也；亲爱远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见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圣与贤，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于仁义，是殆于学也；忘情于骨肉，是殆于恩也；忘情于朋友，是殆于义也。此圣人尽知于斯，立教于斯。今之儒者，苟持异论，以为圣人无情，误也。故无情者，圣人见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穷达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义之道，斯须忘之，斯为过矣；骨肉之恩，斯须忘之，斯为乱矣；朋友之义，斯须忘之，斯为薄矣。此三者，发于情而为礼，由于礼而为教。故夫礼者，教人之情而已。
丈人志于道，故来书尽于道，是合于情尽于礼至矣。昔颜回死，夫子曰：「天丧予。」子路死，夫子曰：「天丧予。」是圣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岂不谓然乎？如冕者，虽不得与君子同道，实与君子同心。相顾老大，重以离别，况在万里，邈无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为文以言之，盖有谓而为之者。尧舜殁，《雅》颂作；《雅》、《颂》寝，夫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为文章以成《国风》。是以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如日月丽乎天，无不照也；如草木丽乎地，无不章也；如圣人丽乎文，无不明也。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及王泽竭而诗不作，骚人起而淫丽兴，文与教分而为二。以扬马之才，则不知教化；以荀陈之道，则不知文章。以孔门之教评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文多道寡，斯为艺矣。《语》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兼之者斯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与夫子之道能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艺成而下也，苟言无文，斯不足徵。
翻译文
承蒙您屈尊赐书垂问，所见高远开阔，卓然超群。您说：年齿渐长、须发日衰，乃人之常情，故为人所惜；至亲挚友远隔千里，亦人之常情，故令人难以忘怀。您这番君子之言，实在宏大深远，足可窥见天地仁爱之心。上天化育人类，人类禀赋性情；圣人与贤者，本就生存在有情世界之中久矣。倘若在仁义之道上刻意“忘情”，那近乎废弃学问；在骨肉亲情上刻意“忘情”，那近乎背弃恩义；在朋友信义上刻意“忘情”，那近乎毁弃道义。对此，圣人洞明至极，故立教于此——以情为本，以礼为范，以教为用。当今某些儒者固执异说，妄称“圣人无情”，实属大谬！须知所谓“无情”，实指圣人彻悟天地之心，洞明性命本原，安守穷达之分，因而能超越私欲小我之“情”，并非泯灭仁义、骨肉、朋友之大情。若片刻遗忘仁义之道，便是过失；片刻遗忘骨肉之恩，便是悖乱；片刻遗忘朋友之义，便是薄情。此三者，皆发于人情而凝为礼制，循乎礼制而化为教化。因此，“礼”的本质，正在于涵养、节制、升华人之真情而已。
您志在大道，故来书通篇皆归于道，既合乎人情之真，又尽乎礼法之极，已达至境。昔日颜回去世，孔子悲叹：“天丧予！”子路殉难，孔子复叹：“天丧予！”圣人不忘情，早已彰明较著。您难道不以为然吗？至于我柳冕，虽不敢自比与君子同道并进，却确与君子同心同德。彼此相顾年华老去，又值离别在即，何况相隔万里，杳无重聚之期，岂能真正“忘情”！古人云：“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况已阔别十年之久！此前寄呈的拙作，并非为作文而作文，实因有所感、有所忧、有所托而作。尧舜既逝，《雅》《颂》始兴；《雅》《颂》式微，孔子乃作《春秋》以继之。从来文章无不根植于教化之需，方成就《国风》之淳厚。因此，真正的君子之儒，学必为道，言必为经，行必为教，声必为律，和必为音——如日月悬于天穹，普照万物而无偏私；如草木生于大地，荣茂昭彰而无隐晦；如圣人寓于文辞，明理达道而无所蔽障。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统而名之曰“文”；兼备天、地、人三才之道者，方得称为“儒”。儒者之用，正在于“文”。若出言而不能成文，君子引以为耻。及至周室王泽枯竭，雅正之诗不再兴作，骚人兴起，浮艳淫靡之风盛行，于是“文”与“教”分离而为二途：扬雄、司马相如才华盖世，却不知教化为何物；荀卿、陈寔深明治道，却疏于文章之体要。以此衡之孔门之教，二者皆非“君子之儒”。真正的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则必有其文。道胜而文不足，则德虽隆而影响不广；文工而道不明，则气虽盛而根基已衰；文多而道寡，则流为技艺末流而已。《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道兼备，方为至美。昔年子游、子夏以文章见长，列于孔门“四科”之末，此正说明“艺成而下”——若仅有技艺而无大道，则位在下等；但若言语粗陋、毫无文采，则连基本的征信价值亦不可得。
我虽立志复古道，然才力不逮；言虽力求近道，而文辞未能典雅。虽欲挽救文教之将坠，实已力不从心。您身为儒中君子，不吝曲加褒奖，反令我愈加惭愧。柳冕再拜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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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猥辱来问：猥，谦辞，犹言“承蒙”“冒昧”；辱，敬辞，表对方屈尊俯就。意谓承蒙您不弃，赐书垂问。
2．旷然独见：旷然，开阔明朗貌；独见，卓尔不群之见解。
3．殆于学／恩／义：殆，近乎、几乎，含贬义，指危险倾向。意谓若忘情仁义，则近于废弃学业；忘情骨肉，则近于毁弃恩德；忘情朋友，则近于背弃信义。
4．丈人：古时对年长尊者的敬称，此处指裴尚书。
5．《雅》《颂》作：指《诗经》中《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诸篇，相传为西周至春秋初年朝廷用于宗庙祭祀、朝会宴飨的乐歌，体现王道教化。
6．《雅》《颂》寝：寝，止息、废止。指西周王权衰微后，雅颂之音渐失其正。
7．游夏：子游（言偃）、子夏（卜商），孔子弟子，以文学著称，列于“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之末。
8．扬马：扬雄、司马相如，西汉辞赋大家，以铺张扬厉、藻饰繁缛著称，柳冕认为其重形式而轻教化。
9．荀陈：荀卿（荀子）、陈寔（东汉名士，字仲弓，以德行著称），此处泛指重道德实践而疏于文辞表达者。
10．王泽竭而诗不作：典出《毛诗序》“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谓周王室教化衰微，采诗观风制度废弛，故正声雅音不复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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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本文是柳冕写给荆南裴尚书的一封论学书札，核心命题是驳斥“圣人无情”之说，重建儒家“情—礼—教”三位一体的文教观。全文逻辑严密，层层推进：先由收信之感切入，以“情”为枢纽，辨析圣人之“忘情”实为超脱小我私情、持守大德大义；继而援引孔子哭颜回、子路之史实，证圣人至情不泯；再溯文章本源，指出《诗》《书》《春秋》皆因教化而作，文与道本不可分；进而批判汉代以降“文教分裂”之弊——扬马有文无道，荀陈有道无文，皆非孔门所许之“君子之儒”；最终归结于“文质彬彬”的理想范式，强调道为文之魂，文为道之用，二者缺一不可。全篇立意高远，气脉贯通，既有理论深度，又有情感温度，堪称中唐古文运动前期极具纲领性的宣言书。其对“情”的正面肯定，突破汉儒“性善情恶”的僵化框架，直启李翱《复性书》及宋代理学对情理关系的再思，具有思想史上的关键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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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文最动人处，在于以“情”破题，赋予儒家文教以温热的人性底色。开篇即以“齿发渐衰”“亲爱远道”二语起兴，将抽象哲理锚定于具体生命体验，使“圣人无情”之伪说不攻自破。文中反复申说“斯须忘之，斯为……”之排比句式，节奏铿锵，义理峻切，既具论辩之力，又含深情之痛。尤以孔子两叹“天丧予”为证，不引经据典而直取《论语》原典，以圣人之泪洗刷千年误读，极具感染力与说服力。在文道关系上，柳冕提出“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的五维一体观，将“文”升华为贯通天道、人事、音律的宇宙秩序之显现，气象恢弘，远超一般文论。其以“日月丽天”“草木丽地”“圣人丽文”作比，喻体宏阔而义理精微，展现盛唐余韵向中唐理性沉思过渡的独特文风。结尾自谦“力不足”“辞不文”，却愈显其志之坚、责之重，使全篇在庄严论述之外，平添一份士人担当的苍凉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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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新唐书·文艺传》：“冕论文章，以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与韩愈、柳宗元同轨，实开古文之先声。”
2．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力主文以载道，斥扬马之雕虫，辨圣人之情性，其识远矣。”
3．清代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三：“此书为中唐文论之枢轴。自魏晋迄初盛唐，文尚辞采；自冕此书出，始标举道之本、情之真、礼之用，三者合一，而后韩柳之帜乃张。”
4．清代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柳子厚谓‘文者，贯道之器’，实承冕说。冕书早于退之二十年，其论‘文质彬彬’‘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知道则气衰’，尤为精当不易之论。”
5．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驳‘圣人无情’，谓‘苟忘情于仁义……是殆于学也’，乃调和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之说，以情为教化之端绪，非后世理学家所谓‘灭人欲’之旨，实为唐宋间性情论之关键转捩。”
6．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柳冕“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说，可视为对此的唐代回应与深化。
7．《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收录此文，清人董诰等按语：“冕论文章，根柢经术，力矫六朝浮靡，虽文辞稍逊韩柳，而义理之精严，实导夫先路。”
8．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柳冕强调‘情’为礼教之本源，反对将圣人抽象化、非人化，这一立场直接影响了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9．当代学者王运熙《中古文论要义》：“柳冕此文首次系统区分‘君子之儒’与‘文人之儒’，确立‘有道必有文’的双向互证标准，为古文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石。”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苑英华》：“唐人论文，多尚风骨辞采；惟柳冕此书，以教化为本，以情理为根，以礼法为用，三者绾合无间，实为有唐一代最富哲学深度之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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