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晨碑
【碑阳】
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顿首死罪。上尚书。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娄。周孔旧寓（宇），不能阐弘德政，恢崇壹变，夙夜忧怖，累息屏营。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宁元年到官，行秋飨，饮酒畔宫，毕，复礼孔子宅，拜谒神坐，仰瞻榱桷，俯视几筵，灵所冯依，肃肃犹存，而无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钱，修上案食醊具，以叙小节，不敢空谒。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故《孝经援神挈》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书·考灵耀》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缀纪撰书，修定礼义。臣以为素王稽古，德亚皇代。虽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时来祭，毕即归国。臣伏见临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夫封土为社，立稷而祀，皆为百姓兴利除害，以祈丰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矧乃孔子，玄德焕炳，光于上下。而本国旧居，复礼之日，阙而不祀。
诚朝廷圣恩所宜特加，臣寝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辄依社稷出王家岁春秋行礼，以共烟祀。余□赐先生执事。臣晨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尽力思惟庶政，报称为效，增异辄上。臣晨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上尚书。时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农府治所部从事。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颜母毓灵，承敝遭衰，黑不代仓，□流应聘，叹凤不臻。自卫反鲁，养徒三千。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着纪，黄玉响应。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复演《孝经》。删定六艺，象与天谈。钩《河》擿《雒》，却揆未然。魏魏荡荡，与干比崇。
【碑阴】
相河南史君，讳晨字伯时，从越骑校尉拜，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孔子，望见阙观，式路虔跽，既至升堂，屏气拜手。祗肃屑僾，仿佛若在。依依旧宅，神之所安。春秋复礼，稽度玄灵；而无公出享献之荐，钦因春飨，导物嘉会，述修璧雍，社稷品制。即上尚书，参以符验。乃敢承祀，余胙赋赐。刊石勒铭，并列本奏。大汉延期，弥历亿万。时长史庐江舒李谦敬让，五官掾鲁孔畅，功曹史孔淮，户曹掾薛东门荣，史文阳马琮，守庙百石孔讃，副掾孔纲，故尚书孔立元世，河东大守孔彪元上，处土孔褒文礼，皆会庙堂，国县员，吏无大小，空府竭寺，咸俾来观。并畔官文学先生、执事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谐，荡邪反正，奉爵称寿，相乐终日。于穆肃雍，上下蒙福，长享利贞，与天无极。史君飨后，部史仇誧，县吏刘耽等补完，里中道之周左墙垣坏决，作屋涂色，修通大沟，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县吏敛民，侵扰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麦给，令还所敛民钱材。史君念孔渎颜母井去市辽远，百姓酤买，不能得香酒美肉，于昌平亭下立会市，因彼左右，咸所愿乐。
又敕：渎井，复民饬治，桐车马于渎上，东行道，表南北，各种一行梓。假夫子冢颜母井舍及鲁公冢守吏凡四人，月与佐除。
大周天授二年二月廿三日，金台观主马元贞，弟子杨景初、郭希玄奉敕于东岳作功德，便谒孔夫子之庙，题石记之。内品官杨君尚、欧阳智琮，宣德郎行兖州都督府仓曹参军事李叔度。
翻译文
此非诗歌，而是东汉《史晨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的碑文实录，分碑阳、碑阴两部分，属汉代官方奏议与纪事铭文。其核心内容为：鲁相史晨于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上奏尚书台，申述孔子“素王”地位与教化之功，指出孔子故里曲阜虽有褒成侯世袭奉祀，但仅限四时私祭，而国家层面在阙里孔宅未设公祠、无常祀；遂援引社稷礼制，申请以王家规格于春秋二仲由官府出资举行正规祭祀，并获准施行。碑阴则详载史晨到任履历、亲诣孔庙行礼之虔敬状，及修缮庙宇、整饬孔渎颜井、设立昌平亭集市、优恤守庙吏员等惠民政绩，并附唐代武周时期马元贞等人谒庙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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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周孔旧寓：“寓”通“宇”。
冯依：凭依。
而本国旧居：原帖红字标明句前脱漏“而”字。
余□赐先生执事：原帖红字标明“赐”字前阙一字，疑为“胙”字。
□流应聘：原帖红字标明“仓”字后阙一字，疑为“周”字。
乃以令日拜□孔子：原帖红字标明“拜”字后阙一字，疑为“谒”字。
国县员：疑为“国县员冗”，脱漏“冗”字。
1．建宁二年：东汉灵帝年号，公元169年。
2．鲁相：东汉鲁国（封国，治鲁县，今山东曲阜）最高行政长官，秩二千石，职掌一国政教，位同郡太守。
3．奎娄：二十八宿之奎、娄二宿，古以鲁地分野属奎娄，故云“得在奎娄”，代指任职鲁国。
4．玄丘制命帝卯行：引自已佚纬书《孝经援神契》，“玄丘”指孔子诞生地尼丘山（避汉讳改“尼”为“玄”），“帝卯”或指汉室火德（卯属木，然汉承秦水德后改火德，此处或取“卯”为日出、更始之象），言孔子受天命为汉制法。
5．仓际：即“苍际”，指东方青色之天际，喻孔子生于东方，应苍帝之精；“触期稽度为赤制”谓孔子应运而生，所制为汉家赤帝之法（汉为火德，尚赤）。
6．素王：儒家对孔子尊称，谓其有王者之德而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语出《庄子·天道》及汉代纬书。
7．璧雍：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汉代指京师太学，此处借指国家最高教育与祭祀场所，用以类比阙里孔庙当享同等级礼遇。
8．社稷品制：指依《周礼》《礼记》所定社稷祭祀规格，即春、秋二仲月以太牢（牛羊豕三牲）行祭，由天子或代表主祭。
9．孔渎颜母井：孔子父叔梁纥所居“防”地之水道（渎）及孔子母亲颜徵在故居之井，均为曲阜重要圣迹，史晨为之整修并设市便民。
10．大周天授二年：武则天称帝后所改国号“大周”之年号，天授二年为公元691年，此为唐人重谒孔庙所加题记，非汉碑原刻，属后世增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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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建宁二年（169）立。前后两面都刻有碑文，记述当时尊孔活动的情况。碑阳为东汉鲁相史晨撰文，碑阴为数年后多名官员所记。书法端庄严谨，为学汉隶者所取法。又称史晨前后碑。
汉《史晨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隶书，两面刻，《史晨碑》立于山东曲阜孔庙。碑分两面刻。前碑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铬》，也称《鲁相史晨孔庙碑》，《史晨请出家谷祀孔庙碑》。通常称《史晨前碑》。东汉建宁二年（169年）三月刻。据清王昶《金石萃编》记：“碑高七尺，广三尺四寸。”隶书。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后碑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通常称《史晨后碑》。东汉建宁元年（168年）四月刻，高广尺寸同前碑。隶书。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后碑书风一致，当为一人手书，传为蔡邕书。此碑为东汉后期汉隶走向规范、成熟的典型。现存山东曲阜孔庙。后碑记载孔庙祀孔之事。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四行。
《史晨碑》为著名的汉碑之一，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神韵超绝，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史晨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期典范，亦是研究汉代儒学国教化、地方官制、礼制实践与孔庙祭祀制度演变的关键原始文献。碑阳为正式奏章，结构谨严，引经据典（《孝经援神契》《尚书·考灵曜》等谶纬文献），以“孔子为汉制法”为核心论点，将孔子神格化、政治化，强调其“玄德焕炳”“为汉制作”的受命属性，实为东汉中后期经学神学化与孔子圣化运动的官方宣言；碑阴则转向纪实性叙事，展现儒家官员“敬神明、重教化、恤民隐”的施政逻辑，礼制实践与民生工程并举，体现汉代“以儒术饰吏事”的治理范式。全文骈散相间，典雅庄重而不失情致，兼具政论之缜密与铭颂之肃穆，是汉代碑志文体由实用向审美升华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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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史晨碑》书法与文辞双绝，堪称汉隶极轨。其字形端庄匀整，波磔舒展而含蓄，蚕头燕尾分明而不张扬，结体方正中见圆融，笔势沉厚静穆，如“君子藏器”，完美契合碑文所颂之“肃雍”气象。文辞上，碑阳奏议层层递进：先陈惶悚履职之诚，继溯孔子神圣谱系（天命所钟、为汉制法），再析礼制阙失之弊，终提出合礼可行之策，逻辑绵密，气韵贯通；碑阴纪事则以白描见深情，“望见阙观，式路虔跽”八字，状写史晨初至孔庙之敬畏，如在目前；“雅歌吹笙，考之六律”一段，将礼乐教化具象为九百七人齐奏的盛大场景，声律谐和，气象雍容，使抽象的“移风易俗”获得可感可触的生命力。全文无一句空泛颂赞，而圣德、政绩、民心尽在其中，深得汉代“文质彬彬”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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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明郭宗昌《金石史》：分法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代模楷，亦非后世可及。
清万经《分隶偶存》：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勑》之右。
清方朔《枕经金石跋》：书法则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
清杨守敬《平碑记》：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现代书家费声骞评《史晨碑》：“此碑笔姿古厚朴实，端庄遒美，历来评定为汉碑之逸品。磨灭处较少，是汉碑中比较清晰的一种。《前碑》结字似略拘谨，《后碑》的运笔及结字比较放纵拓展。总体而言，《史晨前后碑》的字体规正，属汉隶中普通平正的书法，是当时官文书体的典型，宜于初学入门。”
1．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史晨碑》分碑阳、碑阴，阳为奏章，阴为纪事，体例最正。其文典重醇厚，无魏晋以后浮靡习气，汉人文字之圭臬也。”
2．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五：“是碑奏议之文，援经据典，确凿不移，足征东京崇儒之盛。其称孔子‘玄德焕炳，光于上下’，盖当时经生共识，非独史晨一人之私言。”
3．近代·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史晨》与《乙瑛》《礼器》并称‘孔庙三碑’，而此碑文最完整，事最详核，为考究汉代孔庙祀典不可缺之史料。”
4．当代·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史晨碑》隶法已臻极则，波磔之度，提按之节，无不恰到好处，如礼乐之有中和，非后世摹拟者所能仿佛。”
5．当代·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碑中‘玄丘’‘仓际’等词，皆汉代纬书术语，足证东汉官方文书已深度吸收谶纬话语，是研究经学与政治互动之关键文本。”
6．当代·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史晨奏请以社稷礼祀孔子于阙里，标志孔子祭祀由家族私祭、诸侯奉祀正式升格为国家公祭，为魏晋以降‘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涵括文教之先声。”
7．日本·中村璋八《汉代石刻集成》：“碑阴所载‘立会市’‘复民饬治’诸政，证明汉代地方官确以‘敬事神明’为起点，延伸至具体民生建设，礼教与实务浑然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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