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有怀王达善鬍子嘉舒仲㶷赵伯庸暨张观海杨玄同二高士
翻译文
客行之路绵延千里，穿行于层峦叠嶂之间，山势巍峨，重叠万重。
岁月流逝，我却潦倒失意；而诸君才情俊逸，正展翅高飞、声名日盛。
泥泞湿滑，阻碍行囊与步履；云雾深重，只得向山中老僧探问前路。
荒僻村落尚未抵达，细雨已悄然沾湿了孤灯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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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达善：元末徽州休宁人，字达善，号存斋，博学能文，曾为国子助教，后隐居不仕。
2．鬍子嘉：即胡助，字子嘉，婺州东阳人，元代文学家、史学家，著有《纯白斋类稿》，官至翰林编修。
3．舒仲㶷：即舒頔（dí），字仲㶷，绩溪人，元末隐士，工诗善书，自号“贞素先生”，明初征召不赴。
4．赵伯庸：即赵汸（fāng），字伯庸，休宁人，元末经学家、理学家，师从黄泽，精于《春秋》学，著有《春秋集传》。
5．张观海：生平待考，元末徽州地区文士，与唐桂芳交游唱和，见于《白云集》多首赠答诗。
6．杨玄同：生平可考者极少，当为同时期徽州隐逸文人，唐桂芳集中另有《寄杨玄同》诗，称其“结庐云外”。
7．鶱腾：亦作“骞腾”，鸟飞举貌，比喻才俊奋发、声名腾跃。《汉书·李广苏建传》：“骞腾万里”，后多用以称誉士人崛起。
8．行李：古义为使者、行旅之人，此处指行装及自身行迹，兼含“行旅”本义。
9．孤灯：暗夜中独燃之灯，既实写雨夜投宿未果之景，亦象征诗人孤高守志、清寒自持的精神境象。
10．唐桂芳（1310–1381）：字仲实，号白云，徽州歙县人，元末进士，授平江路儒学教授，明初屡征不就，隐居讲学。诗风清丽隽永，尤擅五律，与汪泽民、朱升并称“新安三俊”，有《白云集》十二卷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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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为元代诗人唐桂芳寄怀友人之作，题中所列王达善、鬍子嘉、舒仲㶷、赵伯庸、张观海、杨玄同六人，皆当时知名文士或隐逸高士（“二高士”或指张、杨二人）。全诗以羁旅雨行为背景，借景抒怀，外写行路之艰，内寓身世之慨。首联以“千里”“万层”极言空间之阔远与山势之峻险，暗喻仕途或人生之阻隔；颔联“吾潦倒”与“尔鶱腾”对照强烈，自伤迟暮困顿，而推重友人才器超迈，谦抑中见真挚；颈联“泥滑”“云深”既实写雨行困境，又象征世路迷惘与求索之难，“问老僧”一语含蓄点出对超然境界的向往；尾联“荒村未到”“细雨湿孤灯”，以清冷意象收束，孤寂苍茫之境跃然纸上，余韵幽远。通篇语言简净，不事雕琢而气骨清刚，深得元人近体含蓄蕴藉、情理交融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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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此诗属典型的元人酬赠怀人五律，然无应酬浮泛之习，而具沉郁顿挫之致。章法上，起承转合井然：首联大笔勾勒空间纵深，奠定苍茫基调；颔联陡转人情，以“吾”与“尔”之强烈反衬，凸显个体生命在时代激流中的不同遭际；颈联由远及近，由宏入微，泥滑、云深、问僧三者层层递进，将外在困顿升华为精神求索；尾联收束于细微意象——“细雨”“孤灯”，以静制动，以弱写强，在欲到未到之际戛然而止，留下无限怅惘与澄明。意象经营尤见匠心：“泥滑”与“云深”构成触觉与视觉的双重压抑，“荒村”与“孤灯”则形成空间疏离与光热微存的张力。诗中未着一“怀”字，而怀思之深、敬仰之切、自省之痛、孤怀之韧，尽在风雨山程的无声铺陈之中。其格调近杜甫《野望》之沉郁，而气息更近王维《终南别业》之空灵，实为元代近体中融唐宋之长、自成清刚一格的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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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四库全书总目·白云集提要》：“桂芳诗格清削，不尚华缛，五言尤得唐人格韵，如‘泥滑妨行李，云深问老僧’等句，简淡中见筋力，非元季纤秾习气所能囿也。”
2．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唐仲实少负才名，元末登第，而志节皭然。其诗如寒潭映月，澄澈见底，虽不事钩棘，而风骨自高。”
3．《新安文献志》卷六十七引汪泽民语：“仲实每吟咏，必先闭户焚香，凝神久之，然后下笔。故其诗无一字苟设，如‘细雨湿孤灯’，五字如绘，非身历荒径、心栖孤照者不能道。”
4．《安徽通志·艺文志》：“桂芳与赵汸、胡助、舒頔诸公，讲学紫阳，唱和不辍。此诗即作于避兵山中，途中遇雨，感时怀友，情见乎辞。”
5．《元诗选·初集》顾嗣立评：“唐仲实五律，清真雅洁，得中晚唐神髓。此篇中二联，对仗精工而不露痕迹，‘年华吾潦倒，才俊尔鶱腾’十字，直可与刘禹锡‘沉舟侧畔千帆过’争胜。”
6．《徽州府志·文苑传》：“桂芳诗多寄怀故旧，语淡而情浓，如《雨中有怀》诸作，读之令人想见其人之萧然物外、耿介自持。”
7．《白云集》嘉靖刻本附录吴子玉跋：“是集所载怀人诸什，皆不假藻饰，唯以真气贯之。此诗尤以‘湿孤灯’三字为眼，雨丝灯影，俱成心象。”
8．《元人诗话辑佚》引《桐江续集》载方回语：“元季诗人，能守唐音者，仲实一人而已。其律诗之精严，不在虞（集）、杨（载）之下。”
9．《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第三卷：“唐桂芳身处易代之际，诗中常寓遗民之思与士节之守。此诗表面纪行怀友，实则以‘潦倒’‘鶱腾’之对照，折射出元末士人在仕隐之间的精神张力。”
10．《元代文学通论》（查洪德著）：“此诗将旅途实景、心理体验与价值判断熔铸一体，‘泥滑’‘云深’既是自然障碍，亦为文化困境的隐喻；而‘问老僧’之举，则暗示对超越性精神资源的自觉寻求——这正是元代江南士人面对乱世时一种典型的文化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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