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卿归秦仕儿留此难于为别以此慰之

1．禹卿：待考，疑为杨爵友人，或为关中士子，字禹卿。明代文献中未见显宦名禹卿者，或为布衣学者。

2．秦：古秦地，明代指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治所在西安，为西北政治文化重镇。

3．仕儿：语义存歧。一说为禹卿之子名“仕”，尊称为“仕儿”；一说“仕”为动词，“仕儿”即“赴仕之青年”，指随行赴秦而暂未同行的年轻士人；结合诗意及明代用语习惯，以后说较妥，即“即将出仕的青年”。

4．兰若：梵语“阿兰若”（āraṇya）省称，意为寂静处，泛指佛寺、精舍，此处指送别之地的寺院环境。

5．道义真原：即“道义之真源”“道义之根本”，指儒家所倡之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及其本体依据，杨爵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强调“穷理尽性”为学之本。

6．春深：暮春时节，既点明送别时间，亦以生机盎然反衬离情之淡，构成张力。

7．四方客：典出《汉书·郦食其传》“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真丈夫也”，后世常用“丈夫志在四方”喻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不恋乡井。

8．杨爵（1493–1549）：字伯修，号斛山，陕西富平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直谏触怒世宗，系诏狱七年，几死不屈。隆庆初追赠光禄卿，谥“忠介”。著有《斛山遗稿》《周易辨录》等，诗文质朴刚毅，理趣盎然。

9．“难于为别”：原题中语，指临别之际情难自已，然诗中却以理性超越之，正见其修养功夫。

10．“以此慰之”：即以本诗作为精神慰藉赠予对方，非止宽解离愁，更期勉其坚守道义、勇赴使命。

以上为【禹卿归秦仕儿留此难于为别以此慰之】的注释。

此诗是明代官员、理学家杨爵赠别友人禹卿（或作“禹卿”为某士子之字）赴秦地（今陕西一带）任职、而仕儿（或为禹卿之子，或为同行晚辈）暂留原地时所作。全诗以理性节制情感，体现明代士大夫重道轻离、以义驭情的精神风范。前两句从“道义”与“时节”双重视角立意，将离别置于人生根本追求与天地生机的宏大背景中；后两句直抒胸臆，以“四方客”的身份认同消解私人离愁，彰显儒家士人刚健自持、不溺于哀感的品格。语言简净，气格高朗，无纤毫柔靡之态，与其人刚直敢谏、身陷囹圄而不改其守的生平高度契合。

以上为【禹卿归秦仕儿留此难于为别以此慰之】的评析。

此诗虽仅四句，却结构谨严，起承转合分明。首句“道义真原宜早寻”劈空而起，以价值理性为纲，奠定全诗崇高基调；次句“况逢兰若又春深”，借境造势，将抽象之“道义”具象于清净佛寺与蓬勃春光之中，时空澄明，意境超逸。第三句“男儿本是四方客”陡然振起，以身份自觉承接前文——既已志于大道，自当行于四方，岂因形迹聚散而摇其心？末句“离别何须苦动心”水到渠成，以反诘作结，斩截有力。“苦动心”三字尤为警策，直指常人情障，而“何须”二字则透出理性的从容与自信。通篇不用典实，不事雕琢，而筋骨嶙峋，气象峥嵘，堪称明代理学诗中以理驭情、化理为诗的典范之作。

以上为【禹卿归秦仕儿留此难于为别以此慰之】的赏析。

1．《明诗纪事》辛签卷七：“爵诗如其人，峭直不阿，无一语媚俗。此别诗不言泪痕，但见肝胆，真得孟子‘浩然’之遗意。”

2．《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杨忠介爵……在狱中著《周易辨录》，手不停披。其诗亦如其学，以理为骨，以气为用，绝无软美之习。”

3．《陕西通志·艺文志》：“斛山诗质而有文，朴而含远，盖由躬行心得，非模拟所能及。”

4．《四库全书总目·斛山遗稿提要》：“爵立朝謇谔，风节凛然……其诗亦磊落英多，不作寒酸语，足觇其志节。”

5．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五：“明人理学诗多枯寂，惟杨爵、罗洪先数家，能于义理中见性情，于质直处藏风致。”

6．《明儒学案·甘泉学案》附论：“爵虽师事甘泉，然诗文峻洁过之，尤善以刚健之笔写平易之理，此诗‘四方客’‘何须苦’云云，可窥一斑。”

7．《富平县志·艺文志》（乾隆四十四年刻本）：“忠介公诗不尚华辞，而字字从血性中流出，故读之凛然如对霜颜。”

8．《明诗别裁集》卷十七选此诗，沈德潜评：“理语入诗，最忌板滞。此诗以春深兰若映衬道义之真，以四方之志消解离别之悲，理在景中，气在言外，得风人之旨。”

9．《御选明诗》卷六十九：“杨爵此作，语似平淡，而内蕴千钧。‘本是’‘何须’二语，非久历忧患、确守道义者不能道。”

10．《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杨爵以谏臣之身兼理学家之思，其诗实现了‘理’与‘志’的高度统一。此诗摒弃南朝以来离别诗的绮靡传统，重构了儒家士人面对人生际遇的精神坐标。”

以上为【禹卿归秦仕儿留此难于为别以此慰之】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