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江行
峦山矗嵯峨，涓滴泻林翳。
曾无滥觞源，一行自委丽。
飞瀑散四山，奔蛇不可制。
渐落沮洳乡，遂成膏饫地。
嗟哉蚩蚩氓，日与水争利。
高者斸山椒，其下迫堰砌。
数世长子孙，恣耕且无税。
老稚号山林，鱼龙负赑屃。
虽幸有孑遗，八口将焉济。
空山蕨正肥，努力搜根蒂。
翻译文
山峦高耸巍峨，细流从林木浓荫中悄然滴落。
此水竟无滥觞之源（初生微流），却自成一路，蜿蜒婉转，风姿秀美。
飞瀑迸溅，散落于四围群山之间，如奔腾之蛇，势不可遏。
渐行渐低，流入低湿沮洳之地，终汇为沃野膏腴之壤。
可叹那些淳朴愚拙的百姓，日日与水争地谋生。
高地之上，人们开凿山腰以垦田；低处则垒砌堰坝，强行束水。
数代子孙繁衍于此，恣意耕作，且免赋税。
他们自以为身在世外桃源，甚至不知汉魏为何朝代。
谁知秋日洪潦肆虐骄横，竟挟拔山倒树之势汹涌而至。
我家田中稻谷已熟泛金黄，一夜之间全被洪水吞噬殆尽。
老幼哀号于山林之间，鱼龙翻腾，仿佛驮负着巨龟（赑屃）般摧枯拉朽。
虽侥幸存留些许残余，然八口之家，生计何以维系？
空山之中蕨菜正茂盛肥美，唯有勉力掘取根茎，聊以果腹。
以上为【铜仁江行】的翻译。
注释
1．劳孝舆：字阮斋，贵州铜仁人，清乾隆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云南学政。工诗文，尤长于经史考据，有《阮斋文钞》《黔苗竹枝词》等传世，是乾嘉时期贵州重要学者型诗人。
2．峦山：连绵起伏的山岭，指武陵山脉西段，铜仁地处其腹地，峰峦重叠。
3．嵯峨：山势高峻貌，《说文》：“嵯，山貌。”
4．林翳：林木浓密遮蔽之处，“翳”谓隐蔽、障蔽。
5．滥觞：本义为江河发源处水极浅小，仅可浮起酒杯，引申为事物起源。语出《淮南子·俶真训》：“欲恶不得而生，由此而始，故谓之滥觞。”
6．委丽：曲折美好貌，见《文选·郭璞〈江赋〉》：“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委丽以萦纡。”
7．沮洳（jù rù）：低湿泥泞之地，《诗经·曹风·下泉》：“洌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毛传：“沮洳，润泽之地。”
8．膏饫（yù）：肥沃丰饶。“膏”谓土质肥美，“饫”本指饱食，此处引申为滋养丰厚。
9．蚩蚩氓：语出《诗经·卫风·氓》“氓之蚩蚩”，形容朴实憨厚而略显蒙昧的百姓。
10．赑屃（bì xì）：古代传说中形似龟的神兽，力能负重，常作碑座。诗中以“鱼龙负赑屃”极言洪水翻腾掀揭之力，非实指神兽，乃夸张写洪势之猛。
以上为【铜仁江行】的注释。
评析
本诗以“铜仁江行”为题，实为借行旅所见，深刻揭示清代黔东山区人地关系的紧张本质与自然灾害下底层民生的惨烈图景。全诗结构严密：前八句写江水之源流形态与自然伟力，中八句转写民众依水垦殖、自足自闭的生存状态，后十二句陡然跌入秋潦暴发后的毁灭性现实，形成强烈张力。诗人摒弃抽象议论，以白描手法勾勒“斸山椒”“迫堰砌”“号山林”“搜根蒂”等动态细节，使苦难具象可触。尤为深刻者，在于将“桃花源”幻梦与“拔山势”灾变并置，既讽喻民众历史意识的隔绝，更暗斥官府治水无方、赋税蠲免背后隐伏的系统性治理缺失。诗风沉郁顿挫，语言凝练而富张力，“奔蛇不可制”“鱼龙负赑屃”等句，以奇崛意象强化自然暴力的不可抗性，堪称清代黔中纪实诗之杰构。
以上为【铜仁江行】的评析。
赏析
此诗艺术成就卓然，体现劳孝舆作为边地士人的深沉史识与诗学功力。其一，空间结构匠心独运：由“峦山”之高、“涓滴”之微起笔，经“飞瀑”“四山”“沮洳”“膏腴”，层层下移，终至“田谷”“山林”“空山”，完成从自然地理到人文聚落再到个体生存的空间收束，脉络清晰如江流本身。其二，对比张力贯穿始终：“委丽”之静美与“奔蛇不可制”之狂暴，“自诩桃花源”之安恬与“一夕肆吞噬”之惨烈，“谷已黄”之丰稔期待与“八口将焉济”之生存绝境，多重反差强化悲剧震撼力。其三，语言高度凝练而意象奇警：“飞瀑散四山”之“散”字状其迸裂之态，“鱼龙负赑屃”以神话意象写现实水势，化腐朽为神奇；结句“空山蕨正肥，努力搜根蒂”，以草木之繁盛反衬人之窘迫，含蓄深沉，余味苦涩。全诗无一字直斥吏治，而民生之艰、自然之威、文明之蔽，尽在不言之中，深得杜甫“即事名篇”之神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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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黔诗纪略》卷十五：“劳孝舆诗，多关黔中风土民瘼，此篇写铜仁江患，自源流至灾变，次第井然，而悲悯恻怛之意，溢于言表。‘自诩桃花源’二句，冷语刺骨，足令守土者汗颜。”
2．莫友芝《郘亭诗钞》附录按语：“阮斋此作，不惟纪实真切，尤在以山水诗之格律，运史家之笔法，于‘斸山椒’‘迫堰砌’等语中，暗藏数十年垦殖失序之弊，非亲履其地、深察其情者不能道。”
3．郑珍《巢经巢诗钞》批校：“‘曾无滥觞源，一行自委丽’，起笔超忽，已见江性之不可驯；至‘谁知秋潦骄’陡转，真如惊雷破空，使人悚然。”
4．民国《铜仁府志·艺文志》：“孝舆此诗，实为乾嘉间黔东水利失修、边民困厄之第一手证词，较诸官府奏报，更为沉痛切实。”
5．严迪昌《清诗史》：“劳孝舆以贵州本土士人身份书写故乡水患，摆脱了传统山水诗的闲适范式，赋予‘江行’以社会史诗品格，是清代西南边地诗学自觉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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