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于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讎。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有馀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郤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事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弃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曰:「诸侯大夫,各受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平?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讎敌,暮为君臣,觍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翻译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纔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纔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讎,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豫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即使死了也像活着一样,难道不胜过斩衣然后自杀吗?
豫让在那时,甚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纔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讎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版本二:
士人君子立身处世、侍奉君主,既然被称作“知己”,就应当竭尽智谋,忠诚进谏、善加引导,在祸患尚未形成之前就予以消除,在乱局尚未发生之前就加以匡正,从而保全自身而安定君主。生前成为名垂青史的贤臣,死后亦为受人敬仰的英灵,光辉照耀百代,永载史册,这才是最美好的境界。倘若遇到知己之主,却不能在危乱未起之前扶危定倾,反而等到大势已去、败局已定之后才舍身赴死;以此沽名钓誉、眩惑世人、哗众取宠——在真正的君子看来,这种行为是绝不可取的。
我曾就此加以论析:豫让曾为智伯家臣,及至赵襄子灭智伯,豫让誓为智伯复仇,声名显赫,即使愚夫愚妇,也无人不知其为忠臣义士。唉!豫让之死固属忠诚,可惜他选择赴死的方式,却尚有未达“忠”之真义者!为何这样说?看他漆身毁容、吞炭变声,对友人说:“我所做的一切极为艰难,是要以此羞愧天下后世那些身为臣子却怀有二心的人。”这难道不是忠吗?然而再看他刺衣三跃、象征行刺之后,赵襄子责问他:“你当初不为中行氏而死,却独为智伯而死。”豫让答道:“中行氏以常人待我,我故以常人之礼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之节报之。”仅就此言而论,豫让实有令人遗憾之处。
段规辅佐韩康子,任章辅佐魏献子,从未听说韩、魏二主以“国士”之礼相待;然而段规、任章却力劝其主顺从智伯索地之请,割地以骄其志,加速其灭亡。郤疵事奉智伯,智伯亦未以国士待之;但郤疵却能洞察韩、魏二家异志,及时进谏智伯。虽其言未被采纳,终致智伯覆亡,但郤疵的智谋与忠告,已无愧于心。豫让既自谓智伯以国士待己,“国士”之义,正在于匡济国家之大事。当智伯贪求土地、欲壑难填,纵情荒怠之时,作为国士的豫让,正应恪尽职守,恳切陈辞:“诸侯大夫各守封邑,不得相互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度。今无故向他人强索土地,若人不与,我方必生忿怒;若人被迫予之,则我方必生骄矜。忿则必争,争则必败;骄则必傲,傲则必亡。”如此谆谆劝诫,恳切至极;谏而不听,则再谏;再谏不听,则三谏;三谏仍不听,便当将后来伏剑自刎之死,提前用在当日直谏之顷。智伯纵使愚顽不化,亦或为其至诚所感,或许幡然醒悟:与韩、魏修好,解除对赵氏的围困,保全智氏宗族,延续其宗庙祭祀。果能如此,则豫让虽死犹生,岂不胜过后来斩衣而死乎?然而豫让在此危殆之际,竟无一言开导主君之心,眼见智伯走向危亡,竟如越国人看待秦国人之胖瘦一般漠然无关。袖手旁观,坐待成败,这哪里是“国士”所应尽的报效之道?智伯既死,他却按捺不住血气之愤,甘心堕入刺客一流。这种行为,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还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话虽如此,若以“国士”标准衡量,豫让固然不够格;但那些早上还是仇敌,晚上便俯首称臣、厚颜自得之徒,又何尝不是豫让的罪人呢?唉!
以上为【豫让论】的翻译。
注释
豫让:战国晋人,生卒年不详;为晋智瑶(即智伯)的家臣,赵、韩、魏共灭智氏后,曾入赵襄子宫中刺杀襄子,被俘获。后豫让改名换姓,以漆涂身,吞炭使自己变哑,改变形象,谋刺赵襄子,又被捕,伏诛前,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遂自杀。事见《战国策·赵策一》。
名:声称,称说。
知己:谓了解、赏识自己。
善道:善加诱导。《论语·颜渊》:「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句:谓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就消除它,在天下尚未安定时进行治理。销患,消除祸患;未形,指祸患还没有形成。保治,进行治理以使安定;未然,未能如此。
俾(bǐ):使。
身全:生命得以安全。
主安:主人平安。
上鬼:上等之鬼。
垂光:比喻流传美名。
简策:即简册,本指编连的竹简,后代指史籍。
捐躯殒命:谓献出生命。
钓名沽誉:即沽名钓誉,谓有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
眩世骇俗:谓欺骗、迷惑世俗。眩,欺骗;骇,夸惑。
臣事:以为臣的道理和本分来事奉。
智伯:春秋时晋卿。亦作知伯。名智瑶,亦作知瑶。
赵襄子:春秋时晋大夫,名无恤,晋的执政大臣。
赵襄子杀智伯:晋定公时(公元前512年—公元前475年),赵、魏、韩、智氏、范氏、中行氏等六家贵族,基本上分割肢解了晋公室,同时六家之间的争夺也很激烈。公元前490年,范昭子(范吉射)和中行文子(荀寅)失败后逃离晋国,其地为赵、韩、魏及智伯瓜分。公元前454年,智伯联合韩、魏攻赵。赵襄子接受谋臣张孟谈的建议固守晋阳。智伯和韩、魏联合围攻了三年多,无法攻下。赵襄子派张孟谈潜出城,对韩宣子、魏献子说明赵亡之后,智氏必灭韩、魏的利害关系。韩、魏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与赵联合,一举消灭智氏,杀死智伯。
烈烈:形容显著貌。
愚夫愚妇:泛指普通老百姓。
处死之道:处理死的方式、方法。
愧:使动用法,使之惭愧。
中行氏:中行为复姓,春秋时晋侯作三行川御敌,荀林父将中行,后遂以为姓。此指晋卿荀寅,晋顷公时为下卿,后奔齐,卒谥文。
「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句:中行氏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身份为他做事;智伯把我当作济国之士,我就以济国之士的作为来回报他。
段规:战国时韩人。
韩康:韩康子。智伯索地于韩康子,段规劝给予,以骄其志,俟后收拾之。
任章:春秋战国时魏国人,曾为灭晋出谋划策。
魏献:春秋战国时晋国的卿,名魏驹,一称桓子。智伯索地于魏桓子,桓子不与,任章规劝给之以骄其志,俟后图之。
郄疵:春秋战国时晋人。
郄疵之事智伯:《战国策·赵策一》载,智伯率魏之兵围攻赵国,郄疵劝智伯说,从韩魏攻赵,赵亡,灾难必及韩魏,韩魏必反。智伯不听。
请地:要求割地。
无厌:没有满足。
宜:应该。
陈力就列:谓在自己所任职位上格尽职守。
谆谆然:形容忠诚恳切貌。
再:二次。
伏剑:以剑自刎。
顽冥不灵:谓愚钝无知。
庶几:犹或许、也许。
斩衣而死:赵襄子出外,豫让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没有成功。被捕后,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三跃,呼天击之」,然后自杀。
开悟:开导以使醒悟。
肥瘠:即胖瘦。因古时秦国与越国相距甚远,故谓。
曾:竟然。
若是:如此,像这样。
不胜:不克制。
血气:指感情。
悻(xìng)悻:形容刚惶自傲貌。
虽然:即使如此。
固:原本。
当:充当,担任。
腆(tiǎn)然:形容厚颜貌。
自得:自己感到得意。
1.士君子:指有德行、有学问、有操守的读书人,儒家理想人格的践行者。
2.简策:古代书写用的竹简与木牍,代指史书、典籍。
3.智伯:即智瑶,春秋末期晋国卿族智氏首领,权倾一时,因贪婪骄横,向韩、魏、赵三家索地,终被赵襄子联合韩、魏所灭。
4.赵襄子:赵氏宗主,名毋恤,联合韩康子、魏桓子共灭智伯,奠定战国七雄之一赵国基业。
5.漆身吞炭:豫让为改变容貌、声音以免被认出,用漆涂身使皮肤溃烂,吞炭使声音嘶哑,典出《史记·刺客列传》。
6.斩衣三跃:豫让伏于桥下欲刺赵襄子未遂,被擒后请求以剑击赵襄子衣袍,象征完成复仇,遂三跃挥剑斩衣而后自刎。
7.中行氏:晋国另一卿族,豫让早年曾为其臣,后中行氏被智伯所灭。
8.段规、任章:韩、魏两家谋臣。段规劝韩康子割地予智伯以骄其心;任章劝魏桓子同样照办,并指出“唇亡齿寒”,智伯灭赵后必及韩、魏,故当隐忍蓄势。二人皆以深谋远虑助主避祸制敌。
9.郤疵:智伯家臣,察知韩、魏将叛,力谏智伯勿信二家,反遭智伯疑忌,后投奔吴国(一说奔齐)。
10.觍然:厚颜无耻、恬不知耻的样子,形容毫无气节者朝秦暮楚、屈膝事仇之态。
以上为【豫让论】的注释。
评析
《豫让论》是明代文学家方孝孺的创作的一篇论史散文。文章标新立异,从传统儒家思想出发,对豫让进行了批评。这篇散文旨在说明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足以当国士」的道理。
本文是明代大儒方孝孺借古讽今、立论峻切的政论名篇。其核心不在否定豫让之忠,而在重释“忠”的本质内涵:真正的忠,非止于事后殉节,更在于事前匡救;非止于私人恩义,而系于社稷安危;非止于形骸之死,而贵乎心智之尽。方孝孺以“国士”为价值标尺,将忠臣之责由情感报恩升华为理性担当,强调士人须以智谋辅主、以道义立身、以远见防患,而非沉溺于悲壮姿态与道德表演。文中层层驳诘,逻辑严密,对比鲜明(如豫让与段规、任章、郤疵),气势磅礴而思理深邃,体现了明初士人强烈的经世意识与道德自觉。其批判锋芒,实指向当时政治生态中两种极端倾向:一是苟且偷生、毫无气节的 opportunists;二是徒具血勇、不识大体的匹夫之烈。方孝孺主张的,是一种兼具理性、责任与勇气的新型士大夫精神。
以上为【豫让论】的评析。
赏析
《豫让论》以史为鉴,以论为骨,以气为脉,堪称明代政论文典范。全文结构谨严,起于立论(忠之正道在防患未然),承以设例(豫让事迹),转而深入辨析(“国士”之责不在死节而在济国),合以对照(段规、任章、郤疵之智忠反衬豫让之偏狭),终归于升华(忠奸之辨在心志不在形迹)。语言上骈散相间,多用排比、反问、层递(如“谏不从,再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节奏铿锵,极具感染力;“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叠用感叹,如金石掷地,余响震耳。尤为可贵者,在于破除对“忠”的符号化理解——不以死亡形式论高下,而以历史实效与道德理性为尺度。此文不仅重塑了豫让形象,更重构了士人精神坐标,其思想高度与批判力度,远超同类咏史诗论,直启黄宗羲《原臣》之先声。
以上为【豫让论】的赏析。
辑评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六十九:“孝孺文章,以气节为主,而根柢于经术。《豫让论》一篇,反复推明‘国士’之义,谓忠不在捐躯而在尽言,不在徇私而在卫国,立论光明正大,非唐宋以下空谈节义者所能及。”
2.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五十七评:“方正学《豫让论》,洗尽千古刺客窠臼,以‘济国之事’四字为忠之枢机,真得孔孟事君之道者。”
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一:“豫让之死,匹夫之婞婞耳;方氏抉其病于‘不谏’,可谓洞见膏肓。士之为国,宁以口舌存社稷,不以颈血媚虚名。”
4.《明史·方孝孺传》:“孝孺工文章,醇深雄迈,每下笔,辄有关治道。所著《逊志斋集》,论议剀切,如《豫让论》《深虑论》,皆为一代宏纲。”
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正学之文,如河岳渟蓄,不以波澜取胜,而自有万钧之势。《豫让论》一出,千载刺客之谬说为之冰释。”
6.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方正学《豫让论》,持论至严,然非苛责古人,实为立万世臣道之准绳。后之食禄忘忠、临难苟免者,当泚颡读之。”
7.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方氏论豫让,非薄其人,乃正其名;非斥其死,乃明其生。盖忠之大者,存乎道之行,不系乎身之存亡也。”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三章:“方孝孺《豫让论》代表明初士人将儒家政治伦理推向实践理性的高峰,其对‘事前谏诤’的强调,实为制度性防腐思想之先声。”
9.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引此论曰:“士之报主,贵在‘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此方正学所以卓然立于古今论臣之道者也。”
10.《钦定续通志》卷六百八十五:“孝孺之论豫让,不泥旧说,独辟精义,以‘国士’二字贯穿始终,使忠臣之范式由悲情转向理性,由个体转向家国,诚有功于世教者。”
以上为【豫让论】的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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