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元日二首

1．上元日：农历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宋代最为隆重的全民性节日，有观灯、游街、宴饮等习俗。

2．李纲：字伯纪，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北宋末南宋初名臣、抗金领袖，靖康元年任亲征行营使，力主抗金；高宗即位后拜相，旋被罢免，屡遭贬谪，此诗当作于建炎年间流寓江西或湖南期间。

3．应为：本当因，实含反讽与自解之意，并非客观因果，而是主观慨叹。

4．飘零：指作者自靖康之变后颠沛流离、屡遭贬斥的政治境遇。

5．故侯：典出《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张耳，乃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乃卒为请决，嫁之。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及陈馀稍长，亦好儒术，与耳结交。秦灭魏，徙耳于蜀。汉王元年，耳与馀俱归汉，立耳为常山王……后耳死，子敖嗣，为吕后所废，降为宣平侯。”然此处“故侯”非用张耳典，而为诗人自指：曾为宋室重臣，位至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宰相），故称“故侯”，强调其政治身份的合法性与历史延续性。

6．簇：聚集、堆叠，状灯火繁盛密集之态。

7．溪楼：临溪而建之楼阁，或指贬所附近民居楼台，亦暗含隐逸清冷之境。

8．田夫野妇：泛指乡野百姓，与“故侯”形成身份张力。

9．盈衢巷：填满街道与里巷，极言元宵人潮之盛。

10．怪我还能与共游：“怪”非责备，而是惊异、不解；“还能”二字尤见分量——既含自伤衰病流落之态，亦含未失赤子之心、不弃黎庶之志，是悲慨中的坚守。

以上为【上元日二首】的注释。

此诗作于南宋初年李纲贬谪期间（约建炎年间），以“上元日”即元宵节为背景，表面写节日欢庆，实则深寓家国之恸与身世之悲。首句“应为飘零有故侯”语意沉郁，“飘零”直指自身遭贬流寓的现实，“故侯”二字尤为沉痛——非实指旧封爵位，而是以“故国之侯”自况，暗喻对北宋王朝的忠贞身份与政治归属；次句转写民间灯火盛况，以乐景反衬孤臣之悲；后两句通过田夫野妇的“怪我”之态，凸显诗人身份的错位感：身为曾居宰辅之位的旧臣，今却布衣混迹闾里，其落寞、自嘲与未泯的士人自觉，皆在“怪我还能与共游”七字中含蓄而深刻地呈现。全诗语言简净，不事雕琢，而家国之思、身世之慨、民情之察三者交融，堪称南宋早期政治抒情诗的典范。

以上为【上元日二首】的评析。

李纲此诗摒弃了北宋元宵诗常见的铺张扬厉与富贵气象（如柳永《迎新春》之“庆嘉节、当三五。列华灯、千门万户”），亦不同于南宋后期江湖诗人的闲适淡远，而以沉郁顿挫之笔，重构元宵节的伦理维度。诗中“灯火”不再是单纯的节俗符号，而成为时代裂隙中未熄的精神微光；“溪楼”亦非游乐之所，而是政治放逐者观察人间的静观位置。最精妙处在于第三、四句的视角转换：由俯视灯火人群，转为被田夫野妇仰视、惊疑——这一“被看”的瞬间，消解了士大夫固有的教化姿态，反而在身份错愕中抵达更本真的民胞物与。诗中无一泪字，而悲怆自生；不言忠愤，而气节凛然。“怪我还能与共游”一句，堪比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之精神质地，是南宋初期士大夫在国破政危之际，以生命实践完成的道德诗学表达。

以上为【上元日二首】的赏析。

1．《宋诗纪事》卷三十七引《梁谿全集》附录云：“纲以建炎元年罢相，二年冬贬鄂州，三年春移万安军，此诗盖作于鄂州羁管时。上元虽盛，而故国之思、孤臣之感，溢于言表。”

2．《四库全书总目·梁谿集提要》：“纲诗多忠愤激昂之语，然亦有萧散自得者，如此诗之‘田夫野妇盈衢巷，怪我还能与共游’，不假雕饰，而情致深婉，得风人之遗。”

3．钱钟书《宋诗选注》：“李纲诗往往直抒胸臆，此首却以旁观入笔，借民情反照己心，在‘怪’字中藏无限辛酸与倔强，是其七绝中别具韵致者。”

4．莫砺锋《宋诗精华》：“上元本属欢愉之辰，李纲偏能于此中翻出沉痛，‘故侯’之谓，非矜旧秩，实守大节；‘共游’之谓，非徇俗好，乃存仁心。诗之力量正在反差之间。”

5．傅璇琮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此诗为李纲贬谪期代表作之一，以元宵为镜，照见士大夫在政治失序中的人格持守，其‘飘零’与‘共游’的辩证，深刻体现了南宋初期士风的精神结构。”

以上为【上元日二首】的辑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