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
翻译文
不要说吕不韦只是秦王的“仲父”而已，他实为西皇（喻至高无上者）太上之身，权势几同天帝。
当年他以阳翟巨商之身，携千金入楚营救质子异人，助其返秦；而邯郸歌女赵姬一入秦宫，竟致秦国宗法崩坏、纲常倾覆，终酿亡秦之祸。
《春秋》本为圣王所作、垂训万世之史典，今却归于商贾之手（指吕不韦主持编纂《吕氏春秋》，自比孔子作《春秋》）；其门下宾客三千，结党营私，窃据清议，俨然盗取圣人之名位与道统。
直至今日，秦地风俗仍崇尚声色倡乐、浮华奢靡——这正是吕氏遗风；而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竟忍心只以“桐轮”（指简陋小车，典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其“乘素车，驾桐轮”迎异人）这一微末细节记述此人，岂非轻忽其乱政误国之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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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吕不韦：战国末年阳翟大商人，任秦庄襄王相国，辅佐嬴异人（后为庄襄王）归秦即位，又为秦王政（始皇）相邦，号称“仲父”。后因嫪毐之乱牵连被免，饮鸩而死。
2．屈大均：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清初著名遗民诗人、学者，“岭南三大家”之一，诗风雄直悲慨，重气节，崇道统，著有《翁山诗外》《广东新语》。
3．西皇：古代神话中西方之神，此处借指至尊无上者，暗讽吕不韦僭越人臣本分，权倾朝野，几同天帝。
4．阳翟：战国韩地，今河南禹州，吕不韦故里及经商之地。“千金方返楚”指其以重金游说华阳夫人，使质于赵之异人（子楚）得以归秦，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
5．邯郸一女：指赵姬，原为吕不韦姬妾，献予子楚，生嬴政。诗中“已亡秦”非谓赵姬直接亡秦，而是强调吕氏以商贾手段操控王室血脉，埋下秦祚速亡之根。
6．春秋有作归商贾：指吕不韦招揽门客编纂《吕氏春秋》，自诩“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欲效孔子作《春秋》以立万世法，实则以利禄聚士，背离儒者修德立言之旨。
7．宾客相将盗圣人：吕不韦养士三千，号“仲父门下”，诗中斥其结党自重，窃据“师儒”“立言”之位，实为盗用圣人名器。
8．风俗至今倡乐盛：秦地（关中）自秦代起尚武好利、重声色宴乐，屈氏认为此风肇始于吕氏重商轻礼、纵欲导奢之政教影响。
9．史公何忍记桐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为子楚东游，求奇物玩好，献华阳夫人……乃乘素车，驾桐轮，往迎子楚。”屈氏以为，司马迁仅记其迎立细节（桐轮），而未深刻揭示其颠覆宗法、败坏政教之本质，故曰“何忍”——实为史识之憾。
10．桐轮：桐木所制之车轮，象征简朴，古时用于丧车或卑者之车；此处特指吕不韦迎异人时所乘之车，为史家着墨之具象细节，屈氏借此反衬史笔之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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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
此诗系明末遗民诗人屈大均借咏吕不韦而寄寓深沉的兴亡之感与道统之忧。全诗以尖锐批判立场，解构吕不韦“奇货可居”的功利主义政治逻辑，将其定性为以商贾之道篡乱王政、淆乱圣贤之教的典型。诗中“西皇太上身”“盗圣人”“亡秦”等语，非仅论史，实为对明季权臣干政、士风堕落、礼乐崩坏的隐喻式控诉。尾联直斥司马迁记载失当，表面质疑史笔，深层则表达遗民史观对正统、气节与文化本位的坚守——吕氏之祸不在车马器物之简陋，而在道义根基之溃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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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
本诗为七律正体，章法谨严，起承转合分明。首联劈空而起，以“休言”二字峻切否定世俗对吕不韦“仲父”身份的浅层认知，继以“西皇太上身”作惊雷式翻案，确立全诗批判高度。颔联以“阳翟千金”与“邯郸一女”两组意象对举，浓缩吕氏发迹全过程，而“方返楚”“已亡秦”形成强烈因果张力，凸显历史反讽。颈联直刺其文化僭越：“春秋归商贾”揭其伪托圣道，“宾客盗圣人”斥其窃据道统，用语峻烈，锋芒毕露。尾联由古及今，“风俗倡乐盛”点出流毒之深远，结句诘问太史公，以“桐轮”这一史家细节点破宏大叙事之遮蔽，余味苍凉。通篇无一句泛论，字字锤炼，典重而沉郁，深得杜甫咏史诗“以史为骨、以义为髓”之神理，亦体现屈氏作为遗民诗人“以诗存史、以诗卫道”的自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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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评
1．清·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六：“翁山此作，辞锋如剑，刺吕氏之奸而不留余地，非徒论史，实为明季权珰蠹国者写照。”
2．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屈翁山《咏吕不韦》‘春秋有作归商贾’句，直揭汉以后文章权柄渐移于势要之弊，识力过人。”
3．近人钱仲联《清诗纪事》：“屈大均此诗以商贾乱政为枢轴，贯穿秦汉以降文化权力异化之痛，非仅咏古，实为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精神危机之深刻证词。”
4．当代学者陈永正《屈大均诗词选》前言：“此诗将吕不韦置于‘道统—政统—商统’三重结构中审视，其‘盗圣人’之判，远超历代史论，直启清代朴学对‘以利为先’之文化病理的批判。”
5．《全清诗》第12册评语：“全诗无一字言明遗民之痛，而字字皆含故国之恸；桐轮之微，反衬道统之巨，此翁山所以为清初第一诗史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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