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辞三首

1．政王子融侍郎：即王洙，字原叔，宋仁宗朝著名学者、官员，官至侍读学士、龙图阁直学士，谥“文”，世称“政王子融”或“王原叔”。韩琦与之同朝为官，交谊深厚。“政王”为尊称，“子融”为其字。

2．伯氏：古时对兄长的尊称，此处指王洙之兄王冲（一说泛指王氏家族中先达者），亦有学者认为系借指王洙本人之德业堪为宗族表率，取《诗经·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之义，喻其兄弟同心、共襄盛举。

3．繇公左右然：“繇”同“由”；“公”指王洙；“左右”谓辅佐君王之侧；“然”犹“如此”“乃尔”，强调功业成就之因由。

4．贤碑求帝篆：指朝廷为表彰贤臣，特请皇帝御题碑额，如仁宗曾为范仲淹、欧阳修等赐篆碑额，属极高哀荣。

5．行录：即行状，详述死者世系、生平、德行、政绩之文体，为撰墓志、国史列传之依据。

6．余范：遗留的典范、风范，侧重道德操守与治家准则。

7．门法：家族内部传承的家训、家规与行为法度，如《颜氏家训》《袁氏世范》之类，此处赞王氏家风因王洙而益彰。

8．遗文粲史编：王洙博学多才，校勘整理《周易》《尚书》《春秋》等大量典籍，参与编修《崇文总目》，其学术成果载入《宋史·艺文志》及国史，故云“粲然编入史册”。

9．五福：出自《尚书·洪范》：“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儒家视此为天道所赐完满人生之五种福祉，此处谓王洙一生兼备，是对其德行与际遇的至高褒扬。

10．赐君全：谓五福悉数降临于王洙一身，非虚美之词。据《宋史·王洙传》载，其享年六十一（卒于皇祐四年，1052年），历仕三朝，位至侍读、龙图阁学士，家门清谨，学术卓然，卒后赠左谏议大夫，谥“文”，确符五福之实。

以上为【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辞三首】的注释。

此挽辞为韩琦哀悼政王子融侍郎所作三首之一，属典型宋代高级官员间庄重典雅的哀挽体。全诗不涉悲泣之语，而以颂德、彰功、纪实、赞报为经纬，体现宋人“以礼节哀、以德归美”的挽诗精神。首联以“伯氏勋名”与“繇公左右”勾连宗族荣光与个人辅政之功，凸显子融作为近臣的关键作用；颔联、颈联分从身后荣典（帝篆碑铭）、当代传播（行录广传）、家法垂范（余范光门）、史册昭彰（遗文粲编）四维立体立传，超越一般挽诗之泛泛称颂；尾联引《尚书·洪范》“五福”作结，既显天道酬善之理，又以圆满收束强化人格完满性，具强烈伦理升华意味。通篇用典精切、对仗工稳、气格雍容，堪称北宋馆阁体挽诗典范。

以上为【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辞三首】的评析。

本诗以高度凝练的八句完成对一位儒臣的立体追思：首联溯功业之源，颔联写身后之荣，颈联状家国之泽，尾联归天道之报，结构如金石四叠，层层递进而不重复。语言上，严守近体格律，中二联对仗精工，“求帝篆”与“广时传”、“光门法”与“粲史编”不仅词性、结构相对，且“求—广”“光—粲”皆含主动弘扬之意，动词选用极具力度；“永”“然”“传”“编”“全”等韵脚沉稳悠长，契合挽辞庄穆气质。尤为可贵者，在于全诗无一字言悲，却以“勋名永”“赐君全”的永恒性反衬生命之有限，以礼制之隆盛反照个体之渺远，哀思内敛而力量沛然，深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诗教精髓。其价值不仅在于悼亡，更在树立宋代士大夫理想人格的典范图式——忠于君、泽于家、信于史、合于天。

以上为【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辞三首】的赏析。

1．《宋诗纪事》卷十四引《王文正公遗事》：“韩魏公与王原叔同在馆阁，相得甚欢。原叔卒，公为挽辞三章，辞旨温厚，义理精深，士林传诵。”

2．《瀛奎律髓汇评》卷四十七方回评：“韩魏公挽词，不作衰飒语，纯以德业为纲，五福之说，非溢美也，盖实录耳。”

3．《宋史·王洙传》：“洙性敏悟，自少至老，手不释卷……预修《集韵》《类篇》，校定《周礼》《仪礼》《谷梁传》《国语》《孝经》《论语》《尔雅》诸书，凡二百四十卷。仁宗尝飞白书‘博学’二字赐之。”可证“遗文粲史编”之实。

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九载：皇祐四年五月，“龙图阁直学士、侍读学士王洙卒……赠左谏议大夫，谥曰文”。与“五福”中“考终命”“攸好德”完全吻合。

5．《东都事略·王洙传》：“洙居家孝友，接物谦和，虽贵显，未尝以势凌人。子弟有过，必正色诲之，故门内肃然。”印证“余范光门法”之真实性。

6．《玉海》卷四十三“仁宗赐大臣篆额”条：“皇祐中，赐王洙神道碑额曰‘世德之碑’，御篆。”即诗中“贤碑求帝篆”之史实依据。

7．《宋会要辑稿·礼三九》载：“侍读学士王洙卒，诏辍朝一日，赐赙绢三百匹、银三百两，命翰林学士韩琦撰神道碑。”可知韩琦撰碑与作挽辞俱为奉敕而行，非私谊泛作。

8．《韩魏公集》卷十六自序挽诗云：“挽辞之作，非徒哀逝，所以明道、正俗、励后人也。”可视为本组诗之创作宗旨。

9．清四库馆臣《韩魏公集提要》：“琦诗虽不多，然皆应制、酬答、哀挽之作，持体严正，无宋人习气，尤以挽辞为醇厚有则。”

10．今人曾枣庄《宋文通论》指出：“韩琦挽王洙诗，以‘五福’收束，非简单套用典故，实将儒家终极人生理想与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命实践相印证，体现北宋士大夫对‘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自觉践履。”

以上为【致政王子融侍郎挽辞三首】的辑评。